妈说李润琴疯了。突如其来的变故对她的理性是一次致命的摧毁。她的神经崩溃了。对妈的说法，我并没有惊讶。因为我看见的这样的情况并不少。

受难的不光是李润琴，还有她的爹娘。李润琴的母亲叫李菊花，一个裹着小脚的老妇人。苏建国被游街以后，居委会开始给李菊花办学习班，理由是女儿不能跟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

都是街坊的女人和孩子，男人们下矿井干活儿不在家。女人和孩子们就聚在一个人家，给李菊花办学习班。女人们都坐在炕上，让李菊花站在地上，她的小脚踩着一个小板凳，脖子上挂着个大纸牌子。纸牌上写着字：反动把头李树德的臭老婆。女人们拿着毛主席语录，有人组织念毛主席语录，念完了，女人们就让李菊花承认她的罪行。不承认就不罢休，不承认就一直批斗。

李菊花以前跟四邻都相处得好，逢年过节，谁家有好吃的就送过去，炸油糕那时候比较稀罕，她做好了，就给四邻送过来。李菊花每天就那样站着，受不了，她又想不起应该承认什么错误。有一天她跑来跟妈说，你说咋办呢？她撩起裤腿，她的小腿肿得老高，一按一个坑。妈就跟她说，你要不就承认点什么，你年纪大了，老这样被批斗怎么办呢？她就听了妈的话。第二天再批斗她的时候，她就承认自己的错误，她说她给妈的鸡喂食，给鸡饲里下了毒。她开始胡说了，因为那些鸡的死是因为鸡瘟，跟她没关系。李菊花说得越严重，就越离谱，主任说她不老实继续批斗。

李润琴的父亲李树德也遭批斗，李树德是井下的扳道工，就是维护铁道正常，保证矿车正常运煤的。不知道谁查出他在解放前做过把头，把头就是跟班队长，就是监工。每天批斗。工人们下矿井以前，就坐在工房里学习半个小时，李菊花的老头就挂着个大铁牌弯着腰站在工友面前，批斗完了，工友们下井，留他在上边打扫卫生。每天这个样子。没几天老头受不了，趁人不注意就用铁丝把自己吊在暖气上，结果被人发现送到医院，抢救过来，但是对他的批判就更严厉。

游街、批判、监禁、行刑是我在少年时代看见的四种情形。

它们贯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通常，行刑的地方是在山里。汽车要沿着盘旋的山路走很久才能到达行刑地。每次行刑的时候围观的人很多，获悉行刑信息的人，早晨带着干粮去山里看，通常要步行走三十里地，到了那座山看上去满山遍野到处都是人，密密麻麻如同赶集。死刑犯分别被几辆卡车载着，押往行刑地，那是山上清出来的一块平地。死刑犯从车上押下来，押着他们的是戴着白色手套，戴着黑色墨镜，荷枪实弹的民兵和军警。戴墨镜据说是怕被人认出来报仇。那些死刑犯站成一排。有的面色不改，有的哆嗦如筛糠。有的已经完全没有力气站起来，被提着站在那里。

行刑的是摩托车队。那些坐在车斗里的士兵据说多是神射手，他们戴着墨镜，戴着大口罩。一声令下，摩托开动，车过之时，手起枪响，那些人便应声倒地。

围观的人会在枪响之后拥上前去，他们会查看那些被枪决的死刑犯的状态。据说，有的人被射出了脑浆，他们说人的脑浆就跟刚出锅的豆腐一样，冒着热气。

我一次也没敢看过。我到了山上，就在行刑之地，但是枪响之后，我是没有勇气靠前的，我不太敢看人被击出脑浆的图景。

苏建国被执行死刑的时候，我就在山上，但是我也没敢走到近前。那时候，我照例跟着上了山，照例看着他被人拖下卡车，站在岩石之下。我看见了他的脸，那是一张浮肿而麻木的脸。我想象不出他会是反革命分子，他能怎么样反呢？他的个子很高，骨架很瘦，看上去像根电线杆子。

坐在三轮摩托车斗里的刑警等待摩托发动，摩托车碾动山石青草、移动车轮的时候，戴着大口罩和白色手套的刑警端起手中的枪。摩托车开动的一瞬间，手起枪响。立在崖壁前的死刑犯应声倒地。我的感觉就像是看见一只山羊倒在路边。我不知道人和山羊是不同的。

我还是没敢靠前。但是那天，我的脑子里一直有被人描述的脑浆的图景。那种就跟热豆腐一样的脑浆的图景，我下山时一直在脑子里挥之不去。他们使我在很长时间，端起饭碗的时候就呕吐不止。

那些被击毙以后的死刑犯被装到塑胶袋里用卡车拉走，在距离行刑地五十里的市郊就是殡仪馆，拉来的死刑犯就送到殡仪馆就地火化。当然，警察不忘在通知其家人的时候收取两颗子弹的费用。

也有例外。有的死刑犯会被拉到医院，进行遗体解剖。他们健康和完好的器官或者捐给医院，或者被移植到需要它们的人身上。妈告诉我，移植死刑犯的器官在那时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妈在街道居委会工作，帮助联系过好几次这样的事情。

苏建国的心脏被移植到一个名叫刘珊珊的女子的胸腔里，这个女子有一个拥有实权的老革命父亲。李润琴被通知领取苏建国的遗体。他的心脏被移植了。苏建国的肉身从人间消除，但是他的心脏一直寄居在一个女性的身体里存活下来。一个被以“反革命”罪处死的男子的心脏被移植到老“革命家”的后裔的胸腔，她使死去的苏建国的心脏在这个世界存活下来，这件事给我的感觉很蹊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