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批判会我参加最多的还有街头的游行，那多半是毛主席发布最高指示的时候，或者是某次全国党代会召开的时候。人们要去游行。在午夜游行要打着灯笼，母亲会自己粘灯笼，接到通知后，她就自己准备纸张——通常是用各种有颜色的纸张，赤橙黄绿青蓝紫，用这些颜色不同的纸张糊着各种形状的灯笼，灯笼里放着蜡烛，母亲就那样用一根长竿挑着上街。开始我是伏在母亲背上的，我跟着母亲参加到游行的队伍中，看着那些手持着灯笼和彩旗的人们在街上走，他们呼口号，对发生在遥远的首都北京的最高指示表达欢欣之情。

后来母亲也会为我糊一只小灯笼。我在母亲的背上，手举着一只小灯笼。灯笼里点燃的蜡烛映照着眼前的景物。我在母亲的背上，跟随着大人们游行。我什么都不明白，就那样跟随着大人们走。有时候这支队伍里还加进从乡下来的姥姥，她也打着灯笼，拐着三寸金莲颤颤巍巍地走在游行队伍中。那时候最让姥姥得意的就是我说过的一句话——在游行的时候，姥姥不小心把灯笼给点着了，火苗扑闪着，迅速就把灯笼点燃了，我对姥姥说：“赶紧灭火，你要被人打成反革命呀。”

父亲有一只老式收音机。收音机放在衣柜上，回到家里父亲就会打开收音机，收听里边的广播。

在一个长方形的木匣里出现的男人和女人的声音令我好奇。我听不懂，但是我好奇人怎么可以进入木匣里边，怎么可以发出声音。这个好奇一直跟随着我，我很想看个究竟。母亲有时候会把我放在衣柜上，衣柜我们叫洋箱，如床一般宽，我可以在上边玩耍。那天我看到收音机，就想看看里边的情况。我打开旋钮，看见里边的灯亮了，有声音传出来。我就那样转动着旋钮。

一个短波频率是被我不小心收到的。那是莫斯科广播电台华语广播波段。我当然听不懂。

父亲也听不懂，但是父亲却惊慌失措，他把我从衣柜上揪下来，扔到炕上狠揍我的屁股。

“偷听敌台犯法哩。”父亲说。这是后来我再次收到这个短波频率时父亲告诉我的。

在那时，所有的国外广播电台都被看成是敌台。偷听敌台就是反革命。

革命与反革命，在那时已经深入我的意识里了。

革命有理，反革命有罪。这是我在那时看到的现实。

现在看，革命与反革命是两种政治态度或者主张。这是文明政治形态的基本构成。

但是在多年以前“反革命”却可以要人的命。很多人的性命就是被以“反革命罪”夺去的。

2005年冬季，在我离开奥斯陆的时候，再次来到诺贝尔和平中心。

这一次我选择了199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昂山素季的影像。我购买了她的书《Freedom from Fear and other Writings》的英文版。我并不能阅读英文著作，但是我愿意买下来，连同那些陈列在书架上的黑白肖像，我愿意买下来收藏。这是一个令我深怀尊敬之心的杰出的女人。

颁奖公告中写道：昂山素季是缅甸解放运动领导人昂山的女儿，她很早就对甘地非暴力抵抗哲学表现出兴趣。经历了长时期不介入政治活动的生活之后，她终于卷入了缅甸1988年的“争取国家独立的第二次斗争”。她成为一个民主反对派的领袖，这个反对派以非暴力手段来反抗一个以野蛮为其特征的政体。

1991年10月14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因其“为了民主和人权的非暴力斗争”，而将该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缅甸的昂山素季。委员会申明，她的斗争是“近几十年来在亚洲所表现出的公众勇气的最杰出范例之一”。委员会将素季视为“反抗压迫的斗争中的一个重要象征”，赋予她这个荣誉，也就是对“全世界所有致力于以和平手段争取民主、人权与种族和解的人们”的支持。

在和平中心暗黑的影视厅里，大型屏幕上显出昂山素季庄严、慈祥而美丽的肖像。

面对着这样一个杰出的女性，我只有深怀敬意。

由于被软禁在仰光，素季未能出席12月10日在奥斯陆市政厅举行的授奖仪式。她可以离开缅甸，但必须承诺放弃政治斗争并永不返回。她对自己父亲、自己国家和自己原则的忠诚使她不能做这种承诺。在授奖仪式上，她的英国丈夫米歇尔·阿里斯和她的儿子18岁的亚历山大和15岁的凯米代表她出席，在主席台上还矗立着一张她的大幅彩色照片。授奖仪式中，在两位缅甸音乐家演奏了素季最喜欢的一段音乐后，亚历山大替她领奖，并发表了由米歇尔·阿里斯撰写的讲话。这个讲话中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