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范围内对于素季的支持，强调她抱负之中，那种植根于其信仰的精神本质。

昂山素季在她的一篇文章《追求民主》中有这样一段话：没有正义的地方就不可能有可靠的和平。维护人权的正义法律是和平的必备基础。将和平理解为所有反对意见的沉默，将安全理解为保证自身权力，这种封闭的头脑只能是丧失安全。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弗兰西斯·塞耶斯泰德在发表为昂山素季授奖演说时说：

将一种和平与和解的学说转化为实践，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就是无畏。昂山素季深知这一点。她说过“不是权力导致了腐败，而是畏惧导致了腐败”。在素季的思考中，无畏的要求是首位的要求，是对我们所有人的要求。她自身已在实践中表现了无畏。她挺身面对步枪枪膛，有任何东西能够抵御这样的勇气吗？这位被软禁的瘦小的女性代表了一种明确的希望，知道她的存在，这给我们以对于正义力量的信心和信念。

昂山素季展现出人类的希望以及对希望的实践和坚持的勇气。

她的存在也再次让我感到精神的黯然和灵魂的忧伤。

在遥远的北欧的天空下，在昂山素季温静而深邃的目光注视中，我遥望着我微若草芥的生活。

我能行走的时候也是母亲解脱的时候。

她不用再背着我，她可以去矿井工作了，我更多的时候是自己玩。

我能在街上跑的时候，姐姐和哥哥们上小学了，他们在距离家很远的地方念书。

家里只剩我，妈临走时叮嘱我不可以乱跑，免得走丢。她把奶瓶灌满放在灶台，她嘱咐我饿的时候自己喝，烤成焦黄的馒头和窝头都放在灶台上，那是我伸手可以够到的地方。母亲在我的脖子上套上家门的钥匙，她教给我怎么开锁，怎么上锁，这些我都一一学会。即使如此母亲也还是不放心把我丢在家里。但是没有别的选择，她必须去矿井工作，那是革命的工作。

我拥有漫长而充裕的时间，那时候时间就是一条在温静中流动的大河。

在我一个人的时候，石头房安静得让我害怕。挂在墙上的座钟每到整点就会敲响，座钟敲响的声音让我紧张，我总是担心在座钟里隐藏着什么鬼怪。房间里的寂静令我畏惧，我有时就大着胆子上街去。街道也是安静的，但是因为开阔和悠长，我的视野可以投向远处。我在街上来回走，街道是安全的，因为很少有人出现。那个时刻大人们出去工作，小孩们出去读书，只有我这样的小小孩会留在家里。

让我高兴的是，在空旷的大街上还有一个人，那个人负责在街道的墙壁上用粉笔绘画。他在每一面墙壁上都用墨涂出黑色的底版，他用五颜六色的粉笔在那些黑板上绘画。他架着木制的梯子，人踩上去，就着黑板作画。我走过去，我的位置就在他的木梯之下，我仰着头在他的脚下看他作画。有时候整个上午他都不会出声，我也不会出声。整个街道没有人声，只有阳光照耀着，只有觅食的鸡和懒散的狗在街道游荡。那些画是人物画，造型夸张。后来我才知道他画的是什么，因为在矿区的街道、墙壁、道路两边的橱窗，甚至马路上到处都画着那些漫画，现在我知道那是“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画作，伸出来的粗壮的拳头，拳头带有光芒，在拳头之下就是头颅大身体小的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漫画，刘少奇的脸颊枯瘦，牙齿巨大。

那时我就是喜欢看那些怪异的漫画，我不懂但是很好奇。

那个人穿着蓝色的帆布工作服，在他的衣袖上蹭着各种颜色的粉笔灰。

母亲知道我在街上看那个人绘画，她吓唬我说：那人是哑巴，小心他把你抱走。

我没有管母亲的威胁，还是会在他到来时出去看他绘画。

哑巴会把那些漫画绘满街道的每一面墙壁。每一面墙壁都会有很多这样的黑板报，等距离分布。

色彩缤纷，造型各异的粉笔画带给我快乐，有很长的时间，我就跟着哑巴，我站在他脚踩的木梯之下，看着他绘画。哑巴是个面容清瘦，身材也清瘦的男青年，他的嘴巴不能说话，眼睛却是会说话的。我看他朝我笑，我就知道他对我的好意。我喜欢看他持着粉笔的手出现在整张黑板报上的时候的状态，随着他手中粉笔的移动，那些色彩缤纷的线条就出来了，人像的造型也出来了。对我来说这是奇妙的。街道安静，阳光汹涌，只有我跟哑巴。我们是两个活着但是无声的生物。我们的交流不是用嘴巴和声音，而是用眼睛和神情。这个哑巴令我感到人性的温暖。他的安静和友好使我在他的脚下凝视他的时候感觉安全和踏实。

把我重新抛回到石头房里的是哑巴的出事。

有人在他的粉笔画里看到了错误。他没有给毛主席画耳朵。那是毛泽东身穿军装的侧面像，在他的背后是放射着金光的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神采奕奕，微笑着凝视前方。有一队红小兵排着整齐的队伍从街道上走过，他们手里拿着挂着红缨的长矛。我看见队伍里有大姐，他们站到哑巴画出的版画前。有一个孩子看着毛主席的像说：“毛主席没有耳朵。”没有给毛主席画出耳朵就成了哑巴恶毒攻击毛主席的罪状，红小兵们在他们头领的带领下，从木梯上揪下了哑巴。他们让他停止绘画，用长矛押着哑巴开始在街上批斗。他们抡着皮带，呼着口号，这使我害怕。我跑回家里，躲在窗户前看着那些红小兵批斗哑巴。哑巴挣扎着，那些孩子用绳索套住他的脖颈，绑住他的双臂，他的头被压下去，腰弯下去。

姐姐告诉我，哑巴被他们押送到矿革命委员会，据说他被打成“反革命”送到东山的看守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