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体会到一个人原来可以如此孤独。

天还未亮，被窝正暖，闹钟“丁零零”地响起来。

大家搬着椅子到操场参加年级大会，我的眼前出现了一片不规则的光网，通向操场的路变得光影婆娑，胃液在翻涌。

忍耐了大约半个小时，我开始剧烈地头痛。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放下椅子一步都走不了。班主任过来问我的情况，我说我头疼，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了。他说，那我先找同学带你回教室吧。我扬扬手，说，不用了。

我没有去参加操场上的会议，站在原地，把椅子放好，坐在教学楼前一片空旷的空地上，用手环抱住头，窝着躺在膝盖上，缩成一团。台湾同学在一旁陪我，过了半个小时，他看我没有动静，拍了拍我，问我好些了没有？我应付着说好多了，但心里只想着还是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了。

吃完医务室开的止痛片后，我的双眼依然畏光，我很怕再看见那种模糊而不规则的光网。

“十一”假期我回家，去医院拍了片子，确诊为偏头痛。我以为这是偶尔一次剧烈的头痛，没想到仅仅只是一个开始。虽然那时医生说只要好好休息就会没事的，但我根本不会相信。这种没有征兆的疾病在未来的生活总是说来就来，那种头疼得连带视觉模糊的感觉，我发誓没有人会想要第二次。

我第一次意识到健康是如此奢侈，所以我要珍惜每一天，尊重自己的感受。我决定改变我的生活。

七天假期实在短暂，回到学校，我开始想方设法找到校长和主任的联系方式，我决定要为自己的孤独与自由出面，和那些管事的领导好好谈一谈。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台湾同学，他说：“你的想法根本不可能实现，还是算了吧。源远，不是有我们大家一起陪着你吗？”

我不甘心，因为我真的不想长期生活在压抑中。我还是试着联系了号称全校最凶也最严格的主任，他斜斜地瞥我一眼，说：“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反映给自己的班主任吧。”

我知道找班主任是没用的。一次晚自习的时候，我独自走到校长办公室的门口，她一直在打电话。为了不让别的老师发现，我在两个办公室之间的夹缝里藏了一节课，支着耳朵听着办公室的动静。等她打完电话，我便推门进去了。

她似乎正在桌子下面找什么东西，听见声音，抬起头，与刚好从门缝中探出头的我四目相对。她明显感到吃惊，问：“有事吗？”

我走进来，坐在她对面的沙发上，情绪非常紧张，甚至连身体都有些抑制不住地微微颤抖。这是我第二次见她，第一次是在军训接近尾声的开学典礼上，她四十出头的样子，面上略施淡妆，只是坐着不动，气势却让人抬不起头。

对视了一秒钟，我不自觉地将目光挪到了一旁的茶杯上，准备了很久的话却不知从何说起。

“你是哪个年级的？有什么事吗？”

她态度礼貌客气，我也因此放松了些许，告诉她我的班级和姓名之后，我说：“开学时规定的是一周可以回家一次，现在却变成了两周一次，我还不能适应。北X大学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名校，总不能言而无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