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董作宾在李庄板栗坳牌坊头简陋的斗室里，完成了在甲骨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鸿篇巨制《殷历谱》，并在傅斯年热切关照下于同年在李庄镇石印出版。由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这部“合情、合理又合天”的皇皇巨著只印了200部，每部都有编号，成为一种特殊时代的珍贵见证。

《殷历谱》在李庄成稿后，在出版印刷之前，董作宾专门复印一份寄往时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的史学大师陈寅恪求教。陈氏在回复中对董氏的创见性成就表示了充分肯定：“大著病中匆匆拜读一过，不朽之盛业，惟有合掌赞叹而已。改正朔一端，为前在昆明承教时所未及，尤觉精确新颖。冬至为太阳至南回归线之点，故后一月，即建丑月为岁首，最与自然界相符合。其次为包含冬至之建子月，周继殷而以子月代丑月为正月，亦与事理适合。”接下来，陈寅恪以广博的学识，针对著作中一些具体问题和历史中的迷惑不解之处谈了自己的看法：“若如传统之说，夏在商前何以转取寅月为正月似难解释。故周代文献中，虽有以寅月为正之实证，但是否果为夏代所遗，犹有问题也。豳风七月诗中历法不一致，极可注意，其‘一之日’，‘二之日’，是‘一月之日’，‘二月之日’之旧称否？又与左传孔子‘火犹西流，司历过也’参校，则疑以寅月为正，乃民间历久而误失闰之通行历法。遂‘托古’而属之夏欤？” [30]

董作宾接信后，对陈氏提出的疑问进行了慎密考证和修订，使之更加完善。当《殷历谱》在李庄石印出版后，陈寅恪阅毕，以惊喜之情再次致信董作宾，盛赞说：“抗战八年，学术界著作当以尊著为第一部书，决无疑义也。”[31]一生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为人处世从没有郭沫若般油滑与阿谀曲从、见风使舵的毛病，真正是按他所倡导的“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乃得以发扬”这一标准入世为学。此次对董著的评价，当是发自内心的一片挚诚。或许，正是得益于像陈寅恪这样有风骨与识见的学术大师的追捧喝彩，才令学术界上层和最高当局决定予以公开表彰，以彰显抗战以来中国学者坚强不屈的意志和在学术文化上的伟大贡献。这部大著上报后，在重庆的蒋介石亲自签发了嘉奖令：

中央研究院朱院长勋鉴：

三十四年七月四日呈悉，董作宾君所著《殷历谱》一书，发凡起例，考证精实，使代远年湮之古史之年历，爬疏有绪，脉络贯通，有俾学术文化，诚非浅显，良深嘉勉，希由院转致嘉勉为盼。

中正 午养侍秘[32]

后来的历史不断检验证明，无论是傅斯年、陈寅恪，还是朱家骅、蒋介石，对董作宾工作成就的肯定和对这部著作的赞誉、嘉勉，当是公道和公允的。半个世纪之后的1995年，即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张光直在他晚年的一篇重要论文《抗战与学术研究——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中指出：“事实上，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也是产生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重要著作的时代。例如，我的老师董作宾先生在这段期间完成的重要著作《殷历谱》，对于中国的考古学界而言，是一本开天辟地、创造出一个新局面的著作。”[33]张氏的这一评价，台湾学者吴兴文认为“这虽然不完全是盖棺论定的全盘总结，不过我们可以看出，张光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学子本色以及实事求是的为学精神，足为后人留下典范”。 [34]

当然，面对陈寅恪、李济等学界大腕的赞誉甚至最高当局的嘉勉，董作宾不再像当年郭沫若初次吹捧自己时那样激动亢奋与心中无数了，他对此表现出了少有的冷静、老成与谦虚。言及此事，董氏认为：“《殷历谱》这部书，虽然我曾下过十年研究功夫，在四川李庄，手写了一年又八个月，印成了四大本，连图表共占有70万字的篇幅。在我看这算不得一回事，这只是‘甲骨学’里研究方法进一步的一个小小的尝试。”然而这个小小的尝试又是何其艰难，“全书之写印，实系初稿。有时公私琐务猬集，每写一句，三搁其笔；有时兴会淋漓，走笔疾书，絮絮不休；有时意趣萧索，执笔木坐，草草而止。每写一段，自助覆阅，辄摇其首，觉有大不妥者，即贴补重书，故浆糊剪刀乃不离左右。个中甘苦，只自知之”。[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