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2月23日，傅斯年在李庄致信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讨论聘请夏鼐由中央博物院转到史语所工作事宜。当时夏鼐正在家乡温州休假，傅斯年曾托中央博物院总干事曾昭燏致函夏，促其早返。傅在致叶企孙的信中说道：

一、夏鼐之学问前途甚大，本所早有意聘他。但博物院亦重视之（济之前云，既要我办博物院，我也要留个好的）。去年（三十年）1月，博物院闹穷，弟正在李庄（病前），对济之云“可拔一位过来，自郭子衡至王孤钾，随济之意，你我看夏鼐最好，不过仍由兄决定”。济之决定拔吴金鼎过来。

二、为考古组前途人才计，本所目下应该请他。

三、本所经费，用得超过。弟久怀疾戾，此时不敢提请大薪水之人（要来当为副研究员，其薪当在三百以上），而路费浩大，亦一问题也。

有此情形，故乞兄直接与济之商定，至感！[38]

这封信除说明无论是李济还是傅斯年，对夏鼐的才学和为人处事能力格外看重，同样透露出吴金鼎由中央博物院转到史语所，是李济的安排，并非傅斯年的本意。尽管吴与傅均是山东老乡，且吴氏在城子崖的发现、发掘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在傅的心中，吴的学问与处事能力依然没法与江南才子夏鼐相匹敌，多少有些轻视意味。李济的心思与傅斯年不同，尽管后来李曾不止一次地对人说过：“自己认为生平有两个在考古学方面最得意的学生，一个是夏鼐，一个是张光直(南按：张乃李济赴台后台湾大学的学生）。”[39]但此时李济还是一直把吴氏作为自己学术上的继承人来看待和栽培的，这从中央博物院在李庄期间共进行了彭山崖墓与后来成都琴台永陵两次大型田野考古发掘，全为吴金鼎一人所主持即可证明。那么，吴离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又作何解释？据说，李济当时之所以推荐吴金鼎入主史语所，并不是对吴的看轻，相反则是寄予了一片希望的。由于李济担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兼史语所考古组主任职，身心俱疲，研究工作大受影响。自云南昆明时代起，李就把主要精力放到研究殷墟出土的陶片上，且有过多次实验并小有斩获。而吴金鼎正是研究陶片的专家，对城子崖与殷墟出土物非常熟悉，此去史语所考古组，正好接替李济难以顾及的一摊儿，把研究工作继续做下去。至于彭山发掘的器物，已有中央博物院的曾昭燏、赵青芳等青年才俊予以整理。而继彭山汉墓之后发掘的震动中外的中国首座帝王陵墓——成都琴台永陵之器物，则大部分留在了四川省博物馆，运到李庄的只是一小部分［南按：1943年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吴金鼎、王文林，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王天木（振铎）以及中国营造学社的莫宗江、卢绳等专家学者，与四川博物馆冯汉骥等人合作，对成都市内传说的“抚琴台”进行了第二期考古发掘，至9月方告结束。发掘出土的王建石像、谥宝、玉大带、玉册等稀世文物证明，“抚琴台”正是令历代古物学家与考古学家苦苦追寻而不得的五代前蜀皇帝王建的永陵］。[40]如此安排，吴金鼎虽以史语所人员的名义工作，但可兼顾两边，共同作为课题研究。可惜事情没有李济想的那么简单。

夏鼐接受召唤，匆匆结束了休假生活，自温州老家返回李庄，协助李济为即将开幕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首次在重庆公开展览会撰写的《远古石器浅说》初稿做进一步的加工润色工作。其间，夏鼐“毫不客气地对原稿提出了近四十处大小修改意见。李济在该稿付印前曾参考夏的意见，并接受了其中多处意见对原稿作了修改。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师生之间的学术情谊是不一般的”。[41]从李济之子李光谟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出，除了夏与李不一般的师生情谊外，亦可见夏“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老练、成熟、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和高超的处事能力。正是这种别人难以企及的特点，才得到了李济与傅斯年的共同赏识。而夏鼐本人也在1948年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当傅斯年赴美治病时，以年轻的身躯挑起了代理史语所所长的重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