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在海外享有很高的声望。欧洲人那时对中国的看法，跟半个世纪之后完全不同。欧洲通过早期天主教传教士的著作熟悉了中国文化。这些传教士对中国人取得的成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的著作在18世纪已经流传颇广，因此直到下一个世纪的早期，中国的事物在欧洲得到了高度的评价。早期的这些著作者训练有素，能够记载并讲解中华文明的文化和精神特质。就物质文明而言，欧洲人较之中国人没有明显的优越性。机器时代的迅猛发展在这个时期还没有在欧洲与中国的工业效率和军事力量之间拉开很长的距离。随着欧洲与中国在19世纪日益频繁的接触，两种文明之间的差距才逐渐明显起来。而且，审视中国的这些后来的观察家，与那些学者型的耶稣会会员属于不同的类型。他们是头脑精明的生意人，把这个国家描绘成一幅不同的图画。不过，公允地说，在1800年，两者军事力量之间的差距并非很大，当时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不可能成功地发动对华战争。

然而，西方国家正在创造性活动中享受极大的刺激，在机械生产线上尤其兴奋，而中国人却满足于他们的现状。结果西方国家在这些对于战争至关重要的领域里很快就把中国人甩在了身后。随着与西方交往的日益频繁，产生了绝对不利于中国的后果。中华帝国的力量开始急遽衰退，不完全是因为受到西方的影响，同时还有一些综合因素。中国人的夜郎自大使他们不愿承认帝国力量的衰减，是一个不小的原因。

嘉庆皇帝不具备他那位著名的父亲因以备享尊荣的才干。他是一个软弱的男人，耽溺于宫廷的享乐，心胸狭窄，容不下批评言论，花费很多心思去处罚令他不愉快的官员，忽略了治理帝国的大业。不久，这个国家之内相距遥远的一些局部地区开始爆发动乱。汉人当中存在大量与清朝统治无法和谐的因素。

人口的显著增长使事态进一步复杂化。在乾隆皇帝登基的1736年，中国的人口统计为1亿2千5百万，1812年的人口统计为3亿6千2百万。我们对这两个统计数字的精确度无妨置疑，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增长异常迅猛。上个世纪欧洲国家的工业革命伴随有显著的人口增长，这种趋势得到了供应增长的补偿，但是中国没有。在这个国家里，看不到任何新的生产领域，足以维持增长出来的那一部分人口的生存。人口对于有效生存资料的压力，一直是与国家的安定和秩序密切相关的头等重要的问题。饥荒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动乱和盗抢随之而起。

人口压力一轮更比一轮猛烈地挑战有效耕地的生产能力，每年粮食收成的变化，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导致极度的匮乏，甚至饥荒。这种情况在许多地区引发了大规模的盗抢和违法乱纪。这必然不利于那些大型水利设施的运行，而这些设施的功能实际上覆盖了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整个中国。其中一些设施处于帝国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例如黄河的管理机构。其他设施由省级政府控制，还有无数小设施由当地人合作管理。这些设施的设计目标是防洪排涝和大面积灌溉。几千年来，中国制订了十分周密的整体水利计划，目的是让农民尽可能不为降雨量的改变所牵制。为了水利设施的正常运转，农民需要和平的环境，而人口所需的粮食供应量，则取决于水利设施能否正常运转。国内和平的维护必需一个强大的政府，如果一系列自然灾害给人民带来饥饿与不幸，中国人一定会归咎于他们的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