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员的引导下，全国都有最严密最复杂的规则，覆盖了每一个能够想到的政府行为。先例具有很重的分量，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至少到19世纪为止，积累了大量的先例，包罗了各种能够料想的事态。行政体系如此无比痛苦地运作，以至于中央政府的功能几乎完全陷入消极。中央把动议的功能几乎完全留给了省级政府，但又不鼓励他们过度发挥这种功能。当这个精密的体系毫无准备地去应对的事态发生时，中央政府就会想方设法避免面对这个问题。例如外国人根据中国人从来未曾考虑过的国际法的理念向中国政府要求权利和特殊利益时，中国政府在整个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内把帝国的国际关系交到了省级官员的手上。令他们感到悲哀的不是体制的缺陷，而是运作这个体制的官员素质的退化。这个体制适合于像康熙和乾隆那样的一帮雄才大略的人物把中国打造成同时代最强大的帝国，也适合于一系列软弱无力的统治者把同一个帝国引向崩溃。盛衰交替的永恒法则总是挑战业经设计出来的任何体制。

3.踏上仕途必经的考试

为了比较公允地评说一个中国政治家或军人的人生历程，不能不对考试制度做一定程度的研究，因为这种考试是进入中国官场的门径。这种教育体制恰当地展示了中国人在官场内的智慧形态。

从最古老的时代起，中国人就崇拜学者。他们很早就认同一个原则：学者是最有资格从政的人才。通过许多代人对于政治的观察和体验，他们决定采用儒家学派阐释的政府理念，把它当作最合适的民族智慧。判断的依据是一个事实：在20多个世纪内，天才的中国人民哺育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和智者，他们发现儒家理念足以有效地应对这个国家在漫长而丰富多彩的历史中所发生的形势变化。这种理念将荣耀赋予学者，使政府成为学术的最高层面。于是学者阶层在社会中崛起，成为中国的贵族--统治阶级、官僚群体。教育走向了高度的系统化，主要的目标就是培训官员。

这种教育的核心是孔子的著作和言论，不过，孔圣人的原作和原话是经过阐释的，并且经过一定程度的修改，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是一些评注家，从生活在公元前372年到319年的孔子最伟大的弟子孟子开始，一直到生活在公元1130年至1200年的朱熹。中国人设计了这种公众竞争的考试体制，从受过儒家经典教育的学生中选拔最有才干的人送入官场。

通过竞争性的文科考试来选拔官员，是中国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这个办法在汉代或更早的时候就已采用。隋炀帝大约在公元600年确立了这种体制，一直到19世纪末，都未曾有过显著的变化。为了在这种考试中胜出，考生必须比竞争者更为精通儒家学说。按照中国人的设计，教育的获得没有窍门，没有捷径，也无便宜可占。学习的过程完全标准化了，在公元1200年以后，儒学的基础课本维持不变。教科书将近700年没有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