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卖官鬻位并没有提供足够的理由来指责科举制度不够健全。统治中国的最后5个王朝几乎原封不动地将科举制度用作官僚政治的基础，而以此为基础的官僚政治把这个国家治理了大约1300年之久，这就非常明显地证明了这种理念是健全的。尽管一个新王朝的建立者起初都会无一例外地趋向于疏远学者官僚阶级，但他很快就会明白，这个阶级对于王朝的延续是最安全的保障，于是学者们重新受到宠爱，科举制度也重新受到重视。儒家学说的基础是忠君，虽然中国的历史充满了造反，但是官僚群体从来没有参与造反的嫌疑。

已有不少著作谈到中国的所谓"造反权"。这在本质上跟世界上的任何国家没什么不同。造反权只有在反叛成功后才会得到承认。成功会把全世界的造反送上圣坛，而失败会使它沦为叛逆，在中国和在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体制不会像西方人想象的那样容许全民投票公决，他们只有通过暴力才能投出"抗议票"，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这样的暴力是合理的。事实上，纯粹的儒学在理论上从来没有将暴力合理化。

儒学承认上天也可能偶然从一个统治者身上收回天命，但没有提供确定继位者的方法。只有当某个对儒家学说一无所知的武士用武力提出对皇位的诉求时，上天的意志才会在中国表现出来。这似乎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巧合，上天只有在军事力量处于低潮时才会通过收回天命来表现它的意志，而又每每将天命赋予一个成功的军人。文人贵族极端蔑视武夫，然而，如果某位武士能使他的刀剑说出天意，他们就会愿意与之结盟，并且马上着手阉割王朝赖以建立的势力。强大的军力与繁荣之间似乎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在官僚至上和国家衰落之间也是如此。

4．奇异的财政金融体系

中国最奇异的东西莫过于货币体系。如果说，西方人现在很难看懂它，那么在百年以前就会更是一头雾水。但是说句公道话，那些令外国人为财政事务抓狂的中国特色，对中国人却并非如此怪异，因为他们彻底习惯了这个体系。事实上，他们一点也不掩饰对这个体系的喜爱，在其中找到了猜谜所特有的那种吸引力。税务和政府经费开支的体制比货币体系更为奇特。中国人也完全适应了这种体制，也许能够理解它，但显然并不喜欢它。有一点可以肯定，在19世纪，它严重地妨碍了为了镇压造反所必需的武力动员，更不利于部队的武器配置和其他装备。在镇压太平天国和回民运动的整个持久战中，最关键的问题之一就是金钱。战场上的将军们自始至终为了钱而奋起反对这种体制。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这里要就这个体制如何为中华帝国提供财政支持做一个简略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