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我都会拿着一两张新的处方离开医院，而这只不过是往我那一大张药单上再增加几个名字。在24小时里，根据疼痛程度和焦虑症的发病次数，我要吃15到20片药。如果这些药有作用的话，我不介意吃下它们，可事实上，我的症状一点也没有减轻，每次发作都会让我更加绝望。

现在，马克和妈妈都对我的精神状态十分担忧。我不但严重抑郁，还无法和现实接轨，呈现出一些精神病的倾向。我会大声地胡言乱语，并不停地重复相同的话。出于对我的担心，马克打电话给我们上次去医院时遇到的一位神经科住院医生，向她寻求帮助。这位医生帮我们联系了另一位神经科医生，据说他是治疗疼痛、成瘾和多发性硬化症的专家。从四个月前我们搬到洛杉矶到现在，他已经是我们咨询过的第四位神经科医生了。

第二天，母亲、马克和我就去了N医生的办公室。我们在前台登记之后，就坐在那些铁蓝色的软椅上等待着。令我们惊讶的是，没过几分钟护士就叫到了我的名字。

N医生坐在桌子后面，微笑着和我们打招呼。他是个很整洁的人，一头白发打理得很好，整齐地梳在头上。他戴着一副双光眼镜，这让他那双有神的蓝眼睛看上去被放大了3倍。他稍微有些啤酒肚，80岁左右的样子。在他面前，我感觉非常放松，因为他看上去不是那种匆匆忙忙、贸然下结论的医生。他坐在椅子上，身体稍向前倾，开始问我一些问题：准确地说，你哪些部位感到疼痛？这种疼痛是什么性质的？是灼痛，刺痛还是酸痛？如果把疼痛分为十个等级，十级代表你经历过的最为严重的疼痛，那么你现在的疼痛可以划为几级？……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他是对我的病情询问得最为详细的医生，从我小时候得过什么病，到我的家族精神病史等，都问得一清二楚。

对于一位医生肯花这么多时间来询问我的病情，我还真有些不太习惯。当我如实把这种想法告诉他时，他对我说："我从医50年了。很多医生会因为没有时间而不听病人的陈述，我不愿成为那样的医生。"他一边耐心地听着我的回答，有时还会让马克或妈妈解释一下，一边还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着。一小时之后，询问终于结束了。他放下钢笔，甩了甩右手。估计他的手已经写酸了。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他问我。

"不，没有了。"我回答着，彻底呆掉了。这家伙肯定是从另外一个时代来的，现在这个社会不会有他这样的医生。我已经习惯于跟医生见面之后，不到15分钟就被送出门外，然后拿着一张新的处方被打发回家。

N医生又让我到他办公室隔壁的检查室去，换上病人穿的长袍，这样他就能更好地给我做检查。随后，他走了进来，开始了一次我有生以来经历过的最为细致的神经学检查。他缓慢而又谨慎地实施着标准的神经学检测。之后，又开始了一种他所说的"老派的擦、刺检查"。在这项检查中，他用棉球还有一根无尖的安全针测试我的每一寸皮肤，不断地问着：是针刺还是棉球？是针刺还是棉球？以此来确定我脊髓的哪个部分受到了损害。很明显，像他这样辛苦地为病人做检查的医生已经很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