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边在律师事务所实习，一边备战奥运会……我开始放弃学生观念，并在现实生活按职业工作者的标准要求自己……有人把你从少尉提升为中尉了。这里有封信说如果你要和一个新西兰空军中将同行，不能让所有人都比你的级别高……她看着我，以为我疯了。随后她仔细为我解释了胸针的重大意义，原来戴胸针和订婚的意思差不多。我给父亲写信时，让他给我寄一打悉尼大学的胸针，说不定这些胸针能在哈佛派上用场。

一天我在办公室无意中听到考珀说：“我需要的职员应该同时具备沃尔芬森的主动性和马斯特曼的头脑，要是能找到这样的职员就好了。”他的话使我很受打击。乔治·马斯特曼是我的同事，毕业于牛津大学，我很钦佩他的才华并且希望能像他那样出色。而正是拉金斯使我确信，要想使自身的价值得到提升，不仅要有勤勉的工作态度，还要掌握观察、理解他人以及了解周围环境的技巧。我学会了一种针对不同的场合进行自我保护的能力，例如在我与父亲一起外出郊游时或在操场上发现自己比别人小两岁因而需要辨别出哪些人对我友好、哪些人会欺负我时，我再次感觉到这种自我保护能力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从未失去过这种本能，此外，拉金斯使我明白这种本能可以转变成一种法律技能。

作为见习职员，我们的薪水非常微薄，每周只有区区两英镑（合5美元），除了够买午餐以外就所剩无几了。我和其他几位职员一起在法学院组织了一个由青年积极分子组成的团体，在我的率领下发起了一场要求增加最低工资的运动。我们去了大型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与他们争辩说虽然在19世纪初期两英镑不算少，但在20世纪50年代两英镑实际上相当于一无所有。他们认为我们应当做苦役，因为在英国的传统观念里，如果你去律师事务所学习锻炼，那就意味着你享受了特殊待遇。事实上，以前律师事务所的职员曾自己掏腰包付给指导老师工资，因而律师事务认为两英镑周薪已经够慷慨了。但对我来说，这堵墙早该推倒了。我们的首次劳资谈判取得的结果是我们的周薪由原来的2英镑增加至将近12英镑，到了第三年，见习职员的周薪已升至25英镑。这意味着我可以补贴家用，支付汽油费并帮助家里支付其他账单。发工资时，我们总是能够拿到银行提供的崭新钞票。阿朗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并不介意增加工资，而且他们很奇怪以前怎么没有人要求涨工资。

我在阿朗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同时，还继续参加击剑小组的训练，我和戴蒙德也是击剑小组的队友。他平时总是将护具穿在他的白外套里面，所以什么也看不见。有一次他忘记戴护具，在我与他对练的时候，我的重剑刺入他的身体并刺穿了他的腋窝。我当时简直吓呆了，连忙送他去医院，我的剑还牢牢地插在他的身体里，我非常担心刺到他的心脏。尽管他并没有因此而责怪我，但他的伤意味着他不得不中途退出我们的击剑小组，从而无缘参加奥运会。

开幕式前，运动服一发到手我就穿上它去了细煤渣跑道——这是澳大利亚第一条煤渣跑道，我的支气管有点儿毛病，所以跑步从来都不是我的例行训练内容，但我想在这条跑道上体验一下。然后一个苏联人从后面跑过来，他在跑道上冲我挥手，让我心里一阵激动。我竟然在这里，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运动员一起跑步。当然，那个苏联人超过了我。后来我才意识到我是在全力跑步，而他只是在竞走。第二天早上，我一动就全身疼，甚至爬不起来和队友们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