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村大门口经常有孩子向我索要签名，因为我们都穿着相同的绿金相间的运动服，背上印着“澳大利亚”。他们会问：“您参加什么运动？”我会告诉他们我参加击剑，他们就会对别的孩子大叫：“噢，不用担心他，他只不过是个击剑的。”孩子们的话让我从幻想中清醒过来，但是不要紧。身在奥运村的那种心情，体会到国际朋友间的友情，就已经让我非常激动了。

1956年的奥运会，可能是最后一届相对非政治化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业余爱好者的奥运会了，击剑队中1/3的选手有全职工作，要不就是学生。我为自己的奥运成绩感到骄傲，但是我并没有达到奥运会最高水平，因为我们队缺少国际比赛经验。第一轮我们的对手是意大利队，我要和意大利队的4名选手分别比赛一场。意大利队是卫冕冠军，所以赢了前两个回合让我十分激动，大家感到很惊讶，我自己也很吃惊。第三个回合我还是领先，但意大利队其他队员走到场边向我的对手大声喊“世界冠军万岁”，我这才意识到我的对手是世界冠军，随即分散了注意力，然后他一连击中我4次，赢了这一回合。接下来是和英国队的比赛，第一回合我的对手叫艾伦·杰伊。他是一名犹太律师，之前就参加过奥运会，后来他登上了世界冠军的宝座。他是个左撇子，比赛过半我领先他3分，状态非常好。这时他说他的剑不好用，要求停止比赛，请维修人员修理他的剑。在等待继续比赛的时间里，他告诉我晚上有一个运动员派对。我完全没听说过有这回事，他说有一个漂亮的以色列女游泳选手也会去，我们可以一起去认识她。他这番话完全分散了我的注意力，重新上场后，他迅速以5∶3赢得了比赛。

“你知道吗，你可真够笨的，”赛后他对我说，“你真应该请我吃饭，我有很多经验可以传授给你！比赛时不要和任何人说话，不要让别人分散你的注意力。”这真是金玉良言。虽然我很失望，但过后这种感觉很快被自己竟能参加奥运会的敬畏心情冲淡了。

当时许多来自东欧的运动员想要投靠澳大利亚。有一次，一名曾经和我们一起参加击剑训练、参加现代五项全能比赛的罗马尼亚选手到餐厅找到我们，他想寻求澳大利亚的政治庇护，和他聊了一会儿以后，我们决定帮他。第二天午饭时，我穿着两套澳大利亚运动服走进男厕，其中有一套是给他准备的。他跟着我走了进去，快速把衣服换了，然后和我们一起跑出去。有了这身运动服，他可以走出奥运村寻求庇护。奥运会结束后，匈牙利队的45名成员也得到了澳大利亚的政治庇护。

到了我要乘船出发去美国的时候，埃利斯舅舅和弗洛里舅妈慷慨地为我付了“伊丽莎白女王”号经济舱的船票钱——75英镑（200美元）。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而且这意味着我可以留着身上的300美元，一分钱不花地抵达美国。在收到哈佛大学录取通知时，我被明确告知如果拿不出3 000美元就根本不用去报到了。但当时已经万事俱备了，我想学费的事自然也会迎刃而解，所以没有太担心。我有一种接近妄想的信念，觉得到时候我什么都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