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权力的外在光环我都拥有：位于行政楼层最好位置的行长办公室，可出入最高级的餐厅，配有戴姆勒专车及专职司机等等，但我没有实质性的工作。我经常到处奔波，在一些国家级的重要场合及接待重要客户时，我都得抛头露面。人们往往对我的头衔充满了艳羡，而事实上，我不过是个挂名的傀儡而已，对于许多英国同事而言，我甚至连傀儡都不是。

我们先后去了广州和北京。作为中国银行的客人，我们享受到了贵宾待遇，他们为我们每对夫妇都安排了专车和司机。当时，马路上似乎只有我们开着车，成千上万的各个年龄的人都骑着自行车。在那个年代里，中国人一律穿着色彩单一的宽大中山装，唯有孩子们衣着亮丽一些。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还健在。行驶在乡间路上，看到路上有很多装满大白菜的货车，这些车子在各家门前停下并卸下白菜，我们便问这是怎么回事。他们说，这是农户为了过冬而储备的蔬菜。在农村，白菜就囤在农舍里面，在城市里，就储放在拥挤狭小的房间内，当时大部分城市居民的居住环境也相当促狭。

这次经历令我终生难忘，我们到访了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我们被那些与我们交谈的政府工作人员以及他们要努力改善中国人民生活的热忱所深深打动。我们这次远道而来，是为其后的高达1.3亿美元的小麦融资交易奠定基础。我认为，当时我们都感觉到了中国有潜在的经济实力，但谁也未曾预料到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中国的经济会获得如此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我们当时觉察到中国开始发生一些重大事情，并且从一些中国政府官员朋友那里了解到了很多有关中国体制的运作方式，这使我们能够顺利完成初期的融资交易。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我们可以帮助中国的官员了解国际市场的要求。后来，中国在国际市场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刚回到伦敦时，我在施罗德公司任职，很快就体味到了我职位处境之艰难。作为集团首席执行官，我的工作职权缺乏明确或清晰的授权，徒有虚名而已。除了忙一大堆事务外，我发现自己还得负责处理其他董事的各种需求。他们不时跑来向我抱怨薪水少得可怜，询问自己可否配公司专车或将来的退休金有多少等问题。我大多数的伦敦同事都住在郊外，因此不能在公司办公室加班。公司提供工作日午餐，为他们上菜的餐盘是银质的，服务生也训练有素，身着黑夹克上衣和条纹西裤，这种待遇是他们在其朴素的家居生活中完全享受不到的。即便如此，他们仍颇为不满，究其根源，是因为纽约公司同事的薪水要高出他们许多。结果，连这些英国公司的董事也不服从我的安排，其中有很多还是我的朋友，他们直接向英国公司董事长汇报情况。对于改善员工条件事宜，我实属爱莫能助。尽管如此，我仍成了众矢之的。

我无法适应公司的新环境。名义上，我的新职位看起来相当重要，实则不然。我的职位描述是“指导、控制和监督施罗德有限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各项活动，并协调公司执行董事的各项工作”。尽管马克·马吉德升任纽约施罗德银行行长，但我作为董事长仍保留有美国业务的部分权力，因此，马克和艾尔利会分别向我汇报纽约公司和英国公司的情况。但艾尔利与集团董事长维里的友谊坚不可摧，这意味着，虽然我也在接受他们的工作汇报，但是我并无实权。公司作出任何重大决定时，从未有人与我商讨过。那些权力的外在光环我都拥有：位于行政楼层最好位置的行长办公室，可出入最高级的餐厅，配有戴姆勒专车及专职司机等，但我没有实质性的工作。我经常到处奔波，一些国家级的重要场合及接待重要客户时，我都得抛头露面。人们往往对我的头衔充满了艳羡，而事实上，我不过是个挂名的傀儡而已，对于许多英国同事而言，我连傀儡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