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头12个月里，我曾先后20次穿梭于大西洋两岸，还去了委内瑞拉、中东和澳大利亚。我告诉自己说，世界经济和我们的业务都在经历日新月异的变化，因此，直接了解外界形势至关重要。但是，漂泊在外就意味着我完全与伦敦的核心业务状况脱节。我成了了解外面世界，尤其是英国以外世界的窗口，因此，我更多地参与了集团政策和战略的制定而非实际的业务。对于任何金融机构而言，实际业务才是公司的生命线，而我则被排除在银行重大交易之外，这使我清醒地认识到我的职位所固有的劣势。

当我得知我未能参与英国化学工业公司（ICI）的欧洲市场筹资活动时，我大为恼火。英国化学工业公司被视为伦敦股市的龙头，它的走势将会引导其他个股。多年来，莱斯利·墨菲一直为英国化学工业公司提供金融咨询，他和我一样在这次交易中被剔除出局，英国化学工业公司转而与伦敦公司董事长戴维·奥格尔维直接“洽谈”。

在那段紧张的时期，只有很少的事情能让我放松心情、忘却工作并融入生活，而演奏大提琴就是其中之一。我和伊莱恩在雷克雅未克音乐节结识了杰奎琳·杜普雷和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多年来，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发展成深厚的友谊，回到伦敦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相聚。1973年，我们听说杰奎琳可能患上了多发性硬化症，这简直是晴天霹雳。当时我们正在纽约，杰奎琳计划与伦纳德·伯恩斯坦合作举办一场慈善音乐会，为纽约爱乐养老基金会的音乐家筹集资金。他们准备演奏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但在彩排时，杰奎琳忽然感觉不到手中的琴弓了。伯恩斯坦非常不安，却不清楚问题的根源所在。但这只是病症的冰山一角，就在一周前，杰奎琳走路时撞上了路灯柱。正当医生试图寻找病因时，艾萨克·斯特恩赶来救场，和伦纳德共同演奏了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两人对此协奏曲均驾轻就熟。然而，杰奎琳却未能参加演出，这预示着她将永远告别演奏生涯。

我远离办公室的硝烟，在佩勒姆克莱森特镇家中开辟战场，面前放着一部电话机，桌上堆满了文件，伊莱恩一直为我端茶送饭。当竞争临近白热化时，我感觉客厅变成了军事行动的战斗指挥中心，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布鲁诺经常打来电话，敦促我要不屈不挠，奋勇搏击，我们坚信能够取得成功。布鲁诺还请来当时的王室法律顾问悉尼·坦普尔曼爵士为我出谋划策（他现在已成为坦普尔曼勋爵），他也曾经出任上诉法官。坦普尔曼也认为可以通过努力争取到这一职位，但是，整件事情还未尘埃落定，我已全然泄了气。因为假如失败，我很难想象会继续留任，做艾尔利的首席执行官和副董事长。当我告诉布鲁诺我准备放弃并打算离开施罗德时，布鲁诺异常悲痛。就在我家的前厅，他泪流满面。此情此景令我终生难忘。

我将13年的人生岁月都奉献给了达林和施罗德，现在感觉自己无依无靠。离开施罗德时，公司给了我10万美元的“遣散费”，而没有正式的告别仪式。此后每个月——直到今天——我都会收到78英镑（约合200美元）的退休金，每次收到支票都让我心绪烦躁。不过现在看来，施罗德只不过是我商业生涯开端的初级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