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界有一种看法，既然肯尼迪中心依靠政府的拨款，与商业剧院相比，便可以推出更有挑战性的节目。实际上，我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筹措资金。作为重要的旅游胜地，该中心必须一年365天营业，尽管它吸引的游客数量绝不亚于史密森尼航空与航天博物馆，却依然难以获得政府的拨款。与我刚到卡内基音乐厅时的情景相似，肯尼迪中心的建筑物亟须进行基础设施的改造升级。虽然建起才20年之久，空调系统已不能满足需要，而这在夏季湿热难耐的华盛顿又非常必要。中心各个剧院的索具、灯光、音响系统、幕布和音响效果亟待改善。建造时，中心的外围水泥墙壁上贴了一层大理石薄板，然而华盛顿的气温变化较为剧烈，上面已经出现了裂缝。此外，屋顶还漏雨。

我的第一个计划是迫使国会拨款。在这一点上，克莱斯勒危机事件给了我得天独厚的经验，使我熟悉了那次事件中大量用到的游说、讨好和安抚的技巧。所幸董事会中的有些成员是国会议员，我也因此有了跨党派的支持。布什任命我为董事长，而我与特德·肯尼迪参议员也相交甚好，他的妹妹琼·肯尼迪·史密斯则是董事会成员，她和所有的家人都希望该中心作为纪念约翰·F·肯尼迪的象征完好无损。特德则随叫随到，每当我打电话需要帮助时，他几乎无所不能。他成了我的伙伴和连接肯尼迪家族的纽带。他的助理凯西·克鲁斯能力非凡，给我了无所不在的建议和帮助。2009年，肯尼迪参议员的去世给了我和我的家庭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伟岸而又随和，是美国政坛真正了不起的人物，人们会怀念他的。

同国会打交道还是那样困难重重。会议期间，议员们不停地走动。通常情况下，你唯一能逮到个国会议员聊聊的机会，是他从办公室步行去出席某个委员会会议或国会会议的10分钟的路上。大多数议员对肯尼迪中心的事务兴味索然。多数情况下，他们既不完全理解也不认可我所阐述问题的重要性，甚至很少有国会议员阅读我们的简报。我坚称我们所关心的是美国儿童和种族文化多样性的未来，我们不仅仅是个艺术中心，还肩负着为全美社会的各行各业提供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的使命。支持我请求拨款的团队阵容异常强大，有特德·肯尼迪、怀俄明州的艾伦·辛普森、俄勒冈州的马克·哈特菲尔德和纽约州的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等两党议员的支持，但是，筹资的过程依然缓慢而令人尴尬。

经过几个月坚持不懈的院外游说，我最终成功说服国会批准直接为中心投入4 500万美元，此后每年将提供1 000万~1 500万美元改善资金状况。最终，所有的资金都已划拨到位，我们不仅成功地将中心的面貌焕然一新，而且使节目更加多样化，演出水平更高、更加引人入胜。

在此期间，我遭到了各种组织的猛烈攻击，他们声称肯尼迪中心反女性、反黑人，无视少数民族的存在。通常的看法是，肯尼迪中心对于其周围的居民而言遥不可及，除非是有车的中产阶层白人，此外没有人去那里。在城市中，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能让人对簿公堂，对这种批评声音的危险性，我再清楚不过。同时，也有批评该中心亦步亦趋，缺乏冒险精神的。幸运的是，每当我必须去纽约而又抽不出时间时，我的助手黛娜·史密斯可以代表我处理有关事务。她知道如何识别将要出现的问题，因此，她能提请我事先注意这些问题并找到巧妙的方法，保护中心履行新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