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笼罩在一片阴沉的气氛之中。1995年6月2日是我担任世行行长的第二天，在我起身面向数千名员工发表讲话时，从他们的脸上我看到了紧张和忧虑。他们的银行正遭受外部批评人士的围攻，而他们喜爱的领导卢?普雷斯顿不到3年就离开了他们。现在他们又不得不面对和适应我这个从华尔街闯进来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对我的了解仅限于我是华盛顿肯尼迪中心的主席，还有我在卡内基音乐厅举办音乐会庆祝生日并客串大提琴演奏。

世界银行笼罩在一片阴沉的气氛之中。1995年6月2日是我担任世行行长的第二天，在我起身面向数千名员工发表讲话时，从他们的脸上我看到了紧张和忧虑。他们的银行正遭受外部批评人士的围攻，而他们喜爱的领导卢·普雷斯顿不到3年就离开了他们。现在他们又不得不面对和适应我这个从华尔街闯进来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对我的了解仅限于我是华盛顿肯尼迪中心的主席，还有我在卡内基音乐厅举办音乐会庆祝生日并客串大提琴演奏。任命前各家报纸的八卦消息对我没有起到任何的帮助，媒体报道说我为了竞选这个职位曾提议大量裁员并取消副总裁职位。这些传言都不是事实，实际上，大部分传言都来自世行内部，由此可见他们内心的焦虑不安以及世行存在的士气危机。

6月1日，我给全体员工发了一封公开信，简明扼要地传达了信息。我需要他们的帮助，我们必须把世界银行转型为一个有财务管理意识同时受积极、明确的理念所驱动的组织。我要让银行面向外部世界，而非银行内部，我要把贫困问题作为议程的核心。虽然审慎放贷和保证银行赢利绝对有必要，但我想让大家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看待自己的使命，不要只关注数字。“我们为世界银行工作，因为我们关心这个世界，”我在信中写道，“我们关注贫困、环境、社会公正和与构筑世界银行的梦想相关的其他问题。这些都应该成为指引我们前行的明灯。”

在向员工发表讲话时，我看到他们对于我善意的调侃只是报以勉强的微笑，我能感觉到周围冷漠的气氛。我意识到自己正在往这个故步自封的机构文化中投入一枚手榴弹，但我认为，公开我的初衷和引发众议是非常重要的。我打算把想说的都说出来，而且我不认为有什么粉饰太平的必要。

我首先提到了正在影响银行的不振状态。我直截了当地要求员工停止对他们的家人、朋友和媒体发表唱衰世行的言论，我想要激发世行内部的改变，而非外界的抨击。上任仅一天时间，我就收到了多封恶毒的匿名信，对个人和世行系统进行投诉。“对于活跃的内部批评我没有任何异议，”我说道，“但是我非常反对匿名批评。”接着我又说道：“给我写那些匿名信的人，不管是谁，可能很精明，但是如果我查出是谁，会让他们在30秒之内离开世行。”

我的意思明确、直接，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我批评了世行内部的自满和褊狭，要求员工拿出更好的专业形象来：“我们需要的是使命感，我相信你们身上都有，我们需要的是梦想和对外部世界的感受。你们中有些人生活在世界银行的生态系统中，你们发现即便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也能在世行中生存下去。这里有规程、员工手册、医疗服务、餐饮服务，听说还有性关系——这个生态系统有你们需要的一切。我认为这种想法没什么大用，我希望大家尽快摒弃这种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