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世界银行任职期间，美国财政部对世行的支配力有所缓和，但这并不是我的功劳。欧元诞生后，欧盟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作为一个联盟，欧盟拥有世界银行30%的所有权。欧盟国家并不总是步调一致，但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他们开始朝这一方向努力。新兴市场国家也在改变着这种平衡，随着新兴经济力量行使其自身的权利，巴西、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南非不再只是世行的客户，现在他们试图在银行的管理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一直努力培养世界银行与美国财政部之间的工作关系，这样我就能了解政府官员的态度。同时，在需要作出重大决策时，我会尽量与他们保持距离。我与政府官员的关系还远不够理想，但克林顿总统就职后，政府与世行之间的联系是开放的。我渐渐习惯于克林顿总统的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我和伊莱恩成了白宫国外政要聚会的常客，与克林顿总统及夫人接触较多，后来有两个夏天他们去杰克逊·霍尔镇度假后，我们的友谊更加牢固了。由我担任世行行长是克林顿总统的选择，对于他任命的其他官员我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前财政部部长罗伯特·鲁宾对我一直非常友善，虽然我并不是他心目中的行长人选。我和劳伦斯·萨默斯之间的工作关系花了较长时间才建立起来，不过我越来越喜欢他，也非常敬重他。尽管我们在俄罗斯经济危机期间的接触并不愉快，但在他担任财政部部长期间，可以说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我们最终发展了一段牢固而持久的友谊，后来他在奥巴马总统的经济团队中担任要职，我很为他高兴。在克林顿总统当政期间，我们虽然有时仍有分歧，但我觉得自己是在与民主政府中那些支持我们的朋友们共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