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处理金融问题方面具有很高的透明度和即时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关注的问题常常在我们共同举办的年度及半年度会议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使得有关发展方面的问题黯然失色。而这些会议又被视为回顾全球金融稳定及经济表现，讨论对金融热点问题的干预及明确新出现的金融问题和机会的场所。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属的职能范围而非世界银行的，因此，在成员国部长们的眼里，这些会议会更为重要就不足为奇了。

成员国的财政部部长及央行行长们认为，自己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活动及应对金融系统稳定的挑战负有直接责任。相比之下，与世界银行合作的责任则往往交由政府的发展部门来共同承担。因此，财政部部长们觉得自己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更为密切的关系，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对世界银行疏远了。我试图通过在我们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共同会议中安排一些大家能即时产生兴趣的专题进行讨论，来吸引这些财政部部长们的注意和兴趣。在尽早处理危机的适宜性乃至必要性方面，我和我的管理团队也达成了一致，因为这样我们就能够清楚了解危机的原因，并为将来的重建工作奠定基础。通过更广泛地参与到世界范围内的冲突事件中，我们赢得了机会。这些危机常常出现在获得我们现有贷款项目的国家，较大的突破是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波黑）地区，在那里，我们为冲突后的工作制订了一个全新的战略计划。

在扩大重建和发展领域权限的同时，我们必须保持谨慎，避免涉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权范围。1997年7月，震动亚洲的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泰国是这场危机的源头，之前钉住美元的泰铢被获准自由浮动。在之后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泰国货币崩溃，损失了一半的价值。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韩国的货币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随之而来的亚洲金融危机重创了整个亚洲的银行业和企业部门。由于政治裙带关系、腐败和恶劣的监管与借贷措施，亚洲某些地方的金融体系已经非常脆弱。随着印度尼西亚受到种族暴力的袭击，贫困与社会危机也迅速扩大。

除了马来西亚恢复资本管制、将当时的困境归咎于投机商以外，其他大部分受到波及的国家都请求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考虑到金融危机和经济动荡的范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它的“消防队员们”可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泰铢崩溃后，受影响最严重的东亚货币对美元贬值了35%~80%，以美元计算，形势最严峻的股票市场下跌了40%~60%。我们很快认清了现实，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制推行了传统的财政和货币纪律解决方案——虽然这种方法最终的确恢复了货币的稳定性，但却遭到了广泛的指责，因为它加剧了严峻的社会局势，延缓了经济的复苏。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其中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他说：“这种强硬的解决办法激起了世界另一端的强烈怨恨。”他的意见激怒了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最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缓和了其严厉的措施。应其要求，我们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员工密切合作、重建当地破产的财政系统，缓解危机造成的社会影响。不过，约瑟夫的批评代表了世行员工的普遍看法，许多人已经开始觉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正统经济观念太无情，需要更多的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来平衡这种观念。我试图让世界银行置身于这场辩论之外，我觉得我们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也不适宜公开表明立场。

接下来俄罗斯又对我们干预金融危机的权限提出了新的考验。在莫斯科，卢布与美元也是相关联的。几年来，俄罗斯政府通过发行大量以美元计价的高收益短期债券（GKO）来吸引外国投资者，以便为严重的预算赤字筹集资金。但是到1998年年中，俄罗斯财政部的美元储备已经耗尽，无法支持不断增长的债务。投机商们预计卢布价值会暴跌，他们也认定，曾为稳定苏联作出大量努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定会提供紧急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