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华尔街几乎同时遭遇了第一次灾变——高盛的声誉问题。事实证明，菲利普·雷曼的合伙人——亨利·戈德曼支持德国，但是几乎所有一流的银行和来自萨克斯家族的高盛合伙人都不支持德国。萨克斯家族希望参与J·P·摩根精心安排的工作，为战时协约国英国和法国筹集5亿美元贷款。事实上，萨克斯家族已经向他们在伦敦的朋友克兰沃特家族保证高盛一定支持面向协约国的贷款。然而，亨利·戈德曼没有表示认可，否决了支持贷款的观点。

在一定程度上，高盛只是继续雅各布·谢夫已经开展的工作。欧洲银行家们来到谢夫的银行库恩–洛布银行为英国和法国筹集贷款，但是，谢夫表示不支持这项贷款，因为部分资金可能去向法国的盟国俄国。俄国大屠杀曾导致几十万犹太人逃亡到美国，因而谢夫不打算出一分钱支持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政权。谢夫拒绝批署贷款的决定导致一家报纸打出这样的标题“库恩–洛布银行、德国银行家拒绝援助协约国”。

虽然如此，谢夫仍是一位资深的政治家，他的观点即使得不到认可，也受人尊敬。尽管亨利·戈德曼没有这样的优势，但他的观点同样影响深远。他认为德国在俾斯麦伯爵以及最近新上任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统治之下，已经从迥然不同的君主体制和国王体制改革为现代的单一民族国家。他是普鲁士主义的倡导者，热心支持纪律和组织观念。

戈德曼家族和萨克斯家族虽然通婚，但后来两个家族的分歧却越来越大，无法挽回。查尔斯·埃利斯在《高盛帝国》一书中写道，在利顺德大饭店的一次晚餐中，两个家族关于国外事务的谈话居然能够引起一场争执。萨克斯家族非常生气，因为他们曾经向伦敦的克兰沃特家族作出提供资助的保证，而且仓促拿出10万美元资助英法，而戈德曼家族对此表示反对。

之后许多年中，高盛一直承受着华尔街“德国公司”的耻辱压力。亨利·戈德曼离开公司并且撤走了他的资金——埃利斯说是“一大笔”——从而大大减少了高盛的资金，削弱了高盛作为银行的经营能力。公司还丧失了活力和领导力，拼搏了多年才重新振作。

亨利·戈德曼离开高盛致使菲利普陷入窘境，由于亨利在高盛公司的领导地位，高盛当时承担着与雷曼兄弟公司非正式合伙关系中相关的大量工作。双方的合作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末，但再也没有恢复到从前的良好合作关系。

雷曼家族的赫伯特·雷曼因总统威尔逊起初对待战争的中立态度而非常生气。赫伯特看待普鲁士主义的观点与亨利·戈德曼的观点完全对立。他憎恶独裁政体和军国主义。有一次，赫伯特去维尔茨堡看望家人，当他和一个姐姐在街上散步时，对面突然走来3名普鲁士军官，径直把他和姐姐围住，押到了集中营。“我当时简直暴怒不已，几乎要与整个德国军队拼了。”他说。当时他大概只有9岁。

虽然如此，赫伯特依然在1916年的选举中支持威尔逊总统，威尔逊总统直到最后一刻才有胜算把握。在胜选之夜，威尔逊得知公开宣布的票数才安然入睡，他的票数胜过共和党候选人查尔斯·艾文思·休斯。但在选举结果公布之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一些报纸为了赶时间完成印刷，会在第二天一早的报纸上贸然公布威尔逊竞选失败。然而，赫伯特却亲自来到位于曼哈顿中区的民主党总部等待结果。但选举结果迟迟不见公布，当时主要的通讯手段是电报；仅仅在选举前一年，美国才安装了纽约和旧金山之间的第一条电话线。早上5点，事情变得明朗，结果关键在于加利福尼亚的情况，在加利福尼亚，民主党可能只有4 000张支持票，只是略微胜出。此时，在民主党的总部，人们开始担心掌握加利福尼亚政权的共和党舞弊。“突然需要钱雇用保安保卫投票箱，”内文斯写道，“而且没有人知道哪里可以找到保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