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部队安全局被置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导及控制之下”，它的使命是“把国家军事体制内的通讯情报安全活动，除由陆、海、空军各部单独管理外，全部置于一个主管部门之下。”参谋长联席会议接到部长指令4天之后，便成立了一个特设委员会，拟定步骤，组建这个新机构，并选定斯通海军少将为局长。因为武装部队安全局是一个高度保密机关，连名称也要绝对保密。因此，对斯通的任命不能公开宣布。可是必须有人接替他的海军通讯主任的职务，人们会纳闷原来的负责人怎么一下不见了。

1年后，在武装部队安全局还未彻底厘清自己在通信情报体制内的角色和权力，明晰自己与情报用户之间的关系时，一个天大的考验就降临了。

1950年6月25日凌晨3时30分，三八线上唯一一位美国人、陆军上尉约瑟夫·达里格猛然间被一阵震耳欲聋的炮声惊醒。以150辆苏制T-34坦克为先导的北朝鲜地面部队向南朝鲜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达里格在进攻部队到来之前匆忙逃脱并发出了警报。几天后，北朝鲜军队便拿下了汉城，随后继续向南方挺进，试图把朝鲜半岛统一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之下。到第一周的战斗结束时，南朝鲜被击毙、俘虏或宣布失踪的士兵已达4万之众。遗憾的是，不是达里格，更不是武装部队安全局最先将这一消息传向华盛顿，而是由一名驻汉城的记者发回的。

这着实让刚刚成立的武装部队安全局尴尬了好一阵子。不过，当时的局势容不得他们道歉和忏悔，当务之急是赶紧调兵遣将，迅速开展工作。于是，在战争开始后不久，武装部队安全局将监听北朝鲜通讯的站点由2个增至12个。从北朝鲜发出的任何信号都要在截获后10-12小时内发回武装部队安全局华盛顿总部。很快，每时每刻都有新电报发来，接收机的信号灯永远都是亮的。

只可惜，密码破译工作仍旧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因为当时的武装部队安全局非但没有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集权组织，集中管理在世界范围内日益扩大的电讯情报活动，反而允许原有的3家机构仍然各自指挥窃听和密码破译行动。这样武装部队安全局局长根本无从发挥领导作用，甚至无法向第一线单位下达任务。如果他要下达任务，首先必须通过三军的安全机构，而这几个安全机构既可以接受任务，也可以改变任务，甚至可以置之不理。40年代末在军事安全局负责俄罗斯密码通信量分析，后来领导国家安全局俄罗斯密码破译工作的赫伯特·康利把武装部队安全局比做一个“三头怪兽”。“出了军事安全局使用的几座楼房，他说的话根本就没人听”，这就是他对局长的评价。

除此之外，缺乏精通朝鲜语的工作人员又让武装部队安全局倍感无奈。所以最先破译北朝鲜通讯密码的不是专业密码破译人员，而是一位陆军随军牧师，他使用的工具是缴获的密码本。这位名叫哈罗德·亨利的神父曾在朝鲜生活过一段时间，在那儿学会了朝鲜语。此后，大多数分析人员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通信量分析及截获的明码电报上——这一招非常管用，因为战争初期北朝鲜人的通讯保密工作做得非常糟，他往往用明码电报发出极端保密的作战计划。

朝鲜战争进行到3个月的时候，一支规模很小的信号情报部队又进驻到朝鲜半岛。然而，这支部队很快便遇到了重重困难：无线电定向装置受到了多山地形的极大妨碍，物资供应不足，装备过时，监听地点难以确定，各类设备不适于在崎岖地形上频繁转移，翻译人员奇缺？？伴随着情报工作的糟糕表现，地面部队的作战情况也十分被动。到7月底，由沃尔特·沃克将军指挥的第8军被赶进了一个盒形地带，即釜山环形地带（这一地带是围绕南部港口城市釜山而形成的）。前海军陆战队一等兵莱昂纳德·科吉回忆说，“我们进入这一环形地带时，别提那些士兵有多狼狈了？？而北朝鲜人装备精良，兵员众多，我们则在这两方面都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