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韦斯班德的告密

中央情报局及美国其他情报机构在情报工作方面的失误，使得美军在朝鲜战争初期的处境十分被动。为此，华盛顿及其远东作战司令部均要求各情报部门提高工作效率。因此到战争结束时，共有22支窃听分队从事这项任务，空军窃听人员也小有成就。空军窃听部队分布在北朝鲜海岸的几个小岛上，它们可以窃听到北朝鲜人、中国人以及苏联人给他们的飞行员下达的命令。随后窃听人员把情报伪装成“雷达标绘图”，以最快的速度将其传送给在北朝鲜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飞行员。

美军飞行员在收到这类情报后，“截杀比率”明显上升。

陆军安全局也不甘落后，从1951年中开始，陆军安全局机关设在了汉城西郊亚洲最大的女子大学——梨花女大的校园里。在那里，电讯分析专家将中国军队的作战序列近乎完整地拼集出来。1951年7月，停战谈判开始后，陆军安全局还窃听了朝鲜谈判小组成员在会谈期间的通话。但就在这个月，部分监听人员的耳机突然沉寂下来——北朝鲜人将无线电通讯改为了安全的地下电缆通讯。

这使得美情报人员百思不得其解。

其实，从1951年6月份开始，朝鲜战争就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朝人民军队执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进行持久的积极防御作战。其特点是：军事行动与停战谈判密切配合，边打边谈，以打促谈，斗争尖锐复杂；战线相对稳定，局部性攻防作战频繁；战争双方都力图争取主动，打破僵局，谋求于自己更有利的地位。1951年7月10日，战争双方开始举行朝鲜停战谈判。从此，战争出现长达两年多的边打边谈的局面。

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情报工作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而此时美军情报机构开始出现问题，无疑对美军在接下来的作战决策中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于是，一个精彩的故事又开始了。

事实上，造成美国人情报工作瘫痪的真正原因就是他们内部出了叛徒，这个人叫韦斯班德。

早在弗里德曼的通信情报处时期，韦斯班德就对美国政府心生异心，他成为了一名苏联安插在美国情报机构的特工。他把美国截获和破译情报的能力告知莫斯科，中断了美国唯一获取远东可靠情报的途径。史密斯将军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并向白宫汇报。这个消息对于白宫来说，简直就是一个重磅炸弹，可惜他们并未掌握实质性的证据，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韦斯班德依旧口风严谨。所以，这也成为了美国情报史上的一件“糊涂案”。韦斯班德最后没有受到起诉，直到1967年他在自己的寓所内静静地去世，美国政府也未能听到他的“忏悔”。

几十年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份解密文件是这样描述这一事件的：“美国情报机关一名俄裔职员在40年代为前苏联窃取美国机密，令美国丧失收集前苏联情报的能力，以致未能及早防止韩战爆发，这可能是美国史上最大的情报损失。”

事实上，情况可能更为糟糕。本来二战后，美国情报机关完全有能力破解前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情报密码，但自从韦斯班德告密后，美国破密能力每况愈下。

当时，韦斯班德是武装部队安全局的一名情报人员，但是对这件事情最为动怒的却是中情局的当家人沃尔特·史密斯，他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简直暴跳如雷，不停地指责这名情报人员的“可耻行径”。随后他急匆匆地赶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室，郑重其事地向各位委员说出了情况的严重性，并当众对韦斯班德的罪行提出批评。他激动地说：“最近几年出现的一些失误很难说是偶然的。”为了精心维护他所谓的“无价之宝”——电讯情报，史密斯呼吁杜鲁门要求国防部长罗伯特·洛维特和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对武装部队安全局展开一场“彻底调查”。

在这一事件中，武装部队安全局保持了较为诚恳的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叛徒”出在自家院里，罪责难逃，另一方面武装部队刚刚成立，其主要的成员之间本来就互相掣肘，情报工作根本没有效率可言，因此也自恃理亏。可史密斯的暴跳如雷却是个“意外”。不过，只要清楚前面中情局在朝鲜战场上种种低级的表现，就可以看出些端倪，在此他绝对逃不掉借势转移大家注意力的嫌疑。因为中情局早就对武装部队这个新生的情报巨人心存戒心，他们认为在情报领域它无疑是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

不过，白宫和五角大楼绝不会理会这些，他们要的就是一个事实和结果。所以，3天之后，即1951年12月1日，杜鲁门便下令展开调查。受命领导这项调查工作的是53岁的纽约检查官、前空军部长特别助理阿博特·布劳内尔。在6个多月的时间里，布劳内尔和他手下的一帮能干的文职人员将武装部队安全局查了个底朝天。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武装部队安全局是一个“倒退的产物”。

1952年6月13日，布劳内尔将调查报告上交给洛维特和艾奇逊，同时还建议成立一个强大的、集中管理的新机构，这个机构的首脑应具有极大的权威。两位部长均认可了这份独立调查报告，并立即着手研究这一建议的可行性。

很有可能，武装部队安全局这个诞生于1949年的机构，在经历了短短的3年运转之后就要面临夭折，在它的基础上一个更大的情报帝国将真正确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