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五角大楼文件》泄露之反间计

50多年来，国家安全局与克格勃之间的较量从未停止过，在这过程中，双方互有输赢。不过，就其对国家机密的损害程度来说，双方均不是赢家。因为在每次的泄密事件中，最后受到影响的都是国家利益。1971年6月30日，《纽约时报》突然放出消息，说是要公布美国越战决策秘史《五角大楼文件》的摘录。而这些摘录的提供者并不是美国国防部或者国家安全局，而是苏联的克格勃。

这个消息犹如一道闪电劈来，完全打乱了白宫和五角大楼的思路。白宫方面，对于《五角大楼文件》的泄漏，尼克松总统十分恼怒，安全局的官员则大为恐慌。如果苏联人确实已经获得这套文件，他们就有可能发现国家安全局最有价值、也是最秘密的情报来源之一——代号为“Gamma Gupy”的活动。这项活动涉及到窃听苏联政府领导人乘坐小轿车在莫斯科市内行驶时，用保密无线电话进行的谈话。窃听工作显然是由USM陆军安全局的一个单位在美国使馆内进行的。通话内容一被截获，就立即加上“绝密”的密级标志发往安全局破密。

据接触过这种材料的一名前情报官员说：“这是美国在苏联国内最有价值的情报渠道之一。在国家安全局看到的通话材料中，有苏共首脑勃列日涅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古拉·波德戈尔内和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的谈话。尽管这些苏联官员不会用这种保密性极差的电话谈论高度机密的战略问题，但是”Gamma Gupy“可以‘获得有关苏联领导人个性和健康状况的极其宝贵的情报’。不过，我们没有发现比如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类的情报。截获的材料都是些闲谈——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或者波德戈尔内的私生活。”

起初，白宫和国家安全局还认为这个消息并不是真的，有一些侥幸心理存在。不过，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就让他们完全放弃了这种想法。因为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国家安全局就再也未能收到关于苏联领导人谈话的秘密情报，这只能说明，苏联已经发现了美国的这种窃听能力，并向其高级领导人发出了警报。于此同时，这再次证明，《五角大楼文件》落入克格勃手中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毫无疑问，国家安全局在苏联的代号为“Gamma Gupy”的情报渠道也已不复存在。这一渠道的泄露可能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但它绝不是唯一令人担心的事。国家安全局官员认为，在这份长达47卷的研究报告中，还有许多内容会提醒外国政府尤其是北越政府注意，它们的通信正在受到窃听，它们的密码正被破译。显然，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尼克松总统决定，政府立即在两条战线上进行反击：一条是通过法院；另一条则不太引人注目，亦即由一支小分队进行堵塞泄密漏洞的工作，后来这些人被人们称为“管子工”。

第一批《五角大楼文件》摘录刊出后不久，政府在法律战线打响了第一枪。司法部要求发布暂时约束令，禁止《纽约时报》进一步刊登文件摘录，直至联邦法官经开庭调查确定是否应当永久禁止刊出为止。这一要求得到了满足。五角大楼总法律顾问布兹哈特派出了3名最精明能干的人员出庭作证，以便证明这些文件被定为“绝密”是完全有根据的。唯一的难题是这3个人中有两个人从未看过这些文件，第三个人又根本不是很合适的证人。对于准备为政府辩护的助理司法部长赫斯来说，这是一种令人头痛的局面。因此，赫斯要求重新“安排新的证人”。布兹哈特对赫斯的反应感到吃惊，但也没有拒绝的理由，所以很不情愿地提出了另一个可能的证人，但是他说：“此人可以很有权威地谈论《五角大楼文件》的机密程度，但有一个难题，因为不仅证人的身份，甚至他所代表的机构都属于绝密范围，听取证词的唯一办法是在密室中进行，除法官外，不得有其他人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