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三家公司参与活动的程度和方式并不相同，比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同意情报处接触通讯分公司（现名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世界通讯分公司）所有进出和中转的电报，双方同意：“将全部电文印刷成缩微胶片，一切外国政府的电报除原始缩微胶片外，还要另制一份，这些胶片由通信情报处显影后，再如数送回公司。”而西方联合电报公司最先只肯提供一个国家的电报，而且还坚持“要由公司的人掌握缩微相机，处理全部电文”。协议规定，截取西方联合公司发出的电文所需的一切相机和胶片均由通信情报处提供。公司雇员在纽约选好目标电报后，在发报室制成缩微胶片，每天凌晨4点，由穿便服的通信情报处人员取走。

三家公司中只有美国无线电公司通讯分公司（现为美国无线电公司环球分公司）为通信情报处开了绿灯，他们几乎是没有任何限制和条件地同意了一切行动。其副董事长巴斯比对科德曼将军说：“公司同意合作，具体事宜由分公司副董事长兼电报部经理斯帕克斯负责安排。”后来情报处的人发现，斯帕克斯是个十分理想的人选。他主管公司的世界报务工作，并负责同国外通讯公司保持联系。更值得庆幸的是，1945年7月以前，斯帕克斯一直主管陆军部通信中心的工作，他对陆军通信情报处的工作了如指掌。

由于斯帕克斯特殊的工作阅历，他不仅为情报处提供了近乎无障碍的窃密平台，而且还在某些关键细节方面出谋划策。例如，通信情报处官员向斯帕克斯具体安排时，建议由美国无线电公司自己抽出某些专用通讯线路上的收发电报纸带送交陆军通信情报处。斯帕克斯却不同意这样做，他说：“这样做需要派人来回取送电报纸带，还要把这些纸带寄放在一个地方，这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很不安全。所以，最安全的方法是由你们自己来干。”

这简直就是心有灵犀，陆军通信情报处的官员们正巴不得这样做呢！于是，他们想都未想就同意了。不过，这些想法实际上都是斯帕克斯本人的意愿，公司董事会并未想如此大尺度地支持情报处。斯帕克斯十分清楚这样做的后果，不过他心里是这样打算的：“上级要是发现这件事顶多砸掉我的饭碗。但是美国正处于一种冷战和神经战的边缘，这种冷战当时正在升级。所以只要我能帮助政府掌握他国政府机构的通讯，我个人有多大危险，也在所不惜。”

事情的进展异乎寻常的快，这让科德曼深感安慰。更让他感到畅快的是，关于复制电文的限制不到1年就解除了。陆军通信情报处开始收到全部完整的副本，其中既有美国公民、美国公司的，也有外国使馆收发的电报。但不论谁的，他们都可以随意保留或销毁。此外，“苜蓿”行动也不只是局限于纽约地区，而且在华盛顿和旧金山等地也同样进行着。

“苜蓿”行动开展得越顺利，三家公司就越不安。在与情报处的人员接触时，这种情绪越来越多地流露出来。于是，科德曼将这个问题向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作了汇报。为了安抚这几位神经紧张的公司主席，艾森豪威尔略微作了点姿态，在当月给每人写了一封正式的感谢信。不过，1947年，这三家公司的负责人益感不安，他们不仅要求取得国防部和司法部的保证，还要求总统亲自表态，承认他们参与这项活动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不会遭到联邦法庭的起诉。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国防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在1947年11月16日约见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董事长索斯森尼斯·贝恩和美国无线电公司通讯分公司主席哈里·英格尔斯将军，西方联合电报公司董事长约瑟夫·伊根也受到邀请，但未能出席。

福莱斯特在会上说：“我代表杜鲁门总统感谢你们在‘苜蓿’行动中进行合作，希望你们继续给予协助，因为情报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他接着说：“只要现任司法部长汤姆·克拉克在职，司法部就会在其权限范围内尽力给予三家公司充分的保护。”

这次会议之后，三家公司虽然暂时被稳住了，但是福莱斯特也知道，这种近乎母亲安抚婴儿式的做法并不是长久之计，关键是要寻求法律上的庇护。于是，他几乎抱着孤注一掷的心情，决定将“苜蓿”行动有选择地透露给少数几个国会议员，以期能制定一项法案，彻底解除三家通讯公司的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