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苜蓿”开始行动

亚德利的“黑室”所做的只是一个开始，因为在其后继者国家安全局时期，这种情况更是发展到了极致。最著名的就是一个代号为“苜蓿”的活动，这个活动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宣告结束，还是因为新闻界的穷追不舍和国会各委员会咄咄逼人的揭发活动。1975年5月12日，第七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小卢·艾伦亲手写了一份供存档的备忘录，最终为“苜蓿”活动画上了句号。

那么，“苜蓿”活动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为何会引起国会和新闻界如此大的关注呢？当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丘奇曾把这一行动称为：“美国政府对美国人民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侦听行动。”一语道破天机，“苜蓿”行动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近尾声时开始的。当广岛和长崎上空还在飘落着放射性尘埃时，杜鲁门发布了第9031号总统行政命令，指示完全撤销检查部门，停止对电报的检查制度。

这一法令是对公民自由与隐私的肯定，在战后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有些人却不这样认为，那些搞情报工作的人十分清楚，看不到电报对他们来说，就像生产企业断了原材料一样令人痛苦。于是，他们开始寻找一个突破口，来解决“原材料荒”的问题。这时，他们的前辈亚德利的做法给了他们启发。于是，美国陆军通信情报处的科德曼决定再与三大电报公司私下达成一项绝密协议。因此，他派了两名心腹，于1945年8月18日到纽约市去争取各商业通讯公司的首脑同意他们截取一切进出美国或由美国中转的外国政府电文，并对截获的电文进行拍照处理。

显然这次行动一开始就不顺利。

两位“秘使”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通讯分公司的首次会晤一无所获，然后两人去找西方联合电报公司的副董事长。而这位副董事长更精明，他要美国司法部长先认定这类截取活动不违法，才肯提供合作。

不死心的他们第二天再度前往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不料公司负责人也表示，只要司法部长判定这个计划不违法，公司就愿意合作，他们紧接着又来到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总部，会见该公司的董事长，要他参加这一“爱国”行动。出人意料的是，该公司董事长痛快地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不过，很快他又表示一定要等司法部长点头后才肯作出最后决定。这家公司的董事长的态度让两人简直哭笑不得，心想：“那一开始说出实话不就行了？”

其实，这两个“秘使”和科德曼显然低估了战后这些公司的变化，他们表面上各自为政，实际上在面对某些重大的行业性利益时，他们往往会互相通气、协商。所以，三家公司对他们的建议才给出了近乎一致的答复。不仅如此，在送走这两位“秘使”后，三家公司的董事长分别会见了他们的律师。这些律师都异口同声地劝告他们不要参与截取情报的活动。

不过，有些事情总不会按照人们的思维发展下去。这不，本来没有可能的谈判，在几个星期后居然成功了。可以肯定，这期间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只不过我们不知道。结果，这三家公司置律师们的警告于不顾，参加了这项名为“苜蓿”的活动，到1945年9月1日，日本还没有在投降书上签字，第一批电文就秘密送到了美国陆军通信情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