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绝对以貌取人的上海，我们必须穿得很整洁，不能邋遢，要穿最时兴的款式而非去年的老款。如果穿着过时，别说画家不会雇我们做模特，连我们招手，电车都不会停；饭店和俱乐部的门童可能不放我们进去，电影院里的服务员会验我们两次票。不仅女人得讲究，男人也一样。即使中产阶级的男人，也得住在跳蚤肆虐的出租房里，就是为了省钱买一条更像样的裤子，为了第二天裤缝笔直，他们每晚睡觉时都要把裤子压在枕头底下。

这听上去好像我们把自己关了几个礼拜吗？不可能，两天而已。我们还年轻，复原得快。再说，我们好奇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曾几个钟头充耳不闻门外传来的各种响声。我们曾尽量不去听把屋子震得晃起来的锤击声。我们自欺欺人，明明听见陌生人在说话，却说是佣人的声音。当我们终于打开房门时，家里变了个样。爸爸把一大半家具卖给了典当行。花工也不在了，厨子倒还留在家里，他实在无处可去，毕竟留下能有地方睡，有饭吃。我们家被分成好几半，还加砌了墙，好让房客们住进来——一个警察，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搬进了后屋；一个学生住在二楼亭子间；一个修鞋的在楼梯底下安居；还有两个舞女住进了阁楼。他们的租金能贴补家用，但显然养活不了一家人。

我们曾想过，也许我们的生活能恢复正常，有些方面，还真的和原来没什么两样。妈妈依旧喜欢使唤大家，包括房客，于是，我们还不至于突然就要自己倒马桶、铺床、扫地。即便这样，我们还是很清楚自家沦落得多么快，多么彻底。以前的早点——豆浆，芝麻饼，还有油条——都吃不到了，现在我们吃的是厨子做的泡饭——一点剩米饭冲上开水，上边再加点咸菜调味。中餐、晚餐和早餐一样可怜。一向无肉不欢的一家人，现在却嚼着苦力才吃的菜：豆芽、咸鱼、白菜、咸菜外加米饭。

每天早上，爸爸都出门去找工作，但他晚上回家后，没人给他鼓劲，也没人过问他。他让我们破产了，在我们心中就失去了分量。如果我们不管他——不注意他，不关心他，以此来贬低他的地位，那么他的沦落和破产就伤不到我们了。我们就这样发泄着自己的气愤与伤心。

我和梅也试着找工作，但很难。你得有关系。你得认识有头脸的人——一个亲戚，或是多年来你一直奉承的某个人——要有他们的举荐才行。更重要的是，你得送一件价值不菲的礼物——一只猪腿，一套寝具，或其他相当于两个月薪水的东西。礼物既要送给举荐你的人，也要送给你未来的老板——即便只是一份在工厂里做火柴或编发网的工作。人们都知道我们如今没钱送礼了。在上海，生活对于富人和幸运儿像一条平静而绵绵不绝的河流；而对于倒霉的人，绝望的气息如腐尸的气味那般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