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作家朋友带我们去俄国餐厅，请我们喝罗宋汤和廉价的伏特加。花花公子们——他们是富家子弟，去美国读书，到巴黎度假——带我们去上海最大的夜总会百乐门找乐子，喝杜松子酒，听爵士乐。我们与贝丝娣还有她的美国朋友们出入昏暗的咖啡馆，这些男孩子英俊又倔强，常被我们敲诈得一分不剩。有一次，梅消失了几个钟头。我既没问她去了哪里，也没问她和谁在一起。这样反而更好。

我们摆脱不了这种感觉——我们在跌落，没落，堕落。

梅一直在为Z.G.做模特，而我，自从上次闹过那一出后，便觉得别扭，不再去他的画室。他和梅完成了美丽牌香烟的广告，梅一人分饰两个角色，先在她原来的位置让Z.G.画，再代替我站在椅子后面。她跟我讲了这些，鼓励我和她一起替Z.G.的下一幅月份牌做模特。我已经在为其他画家做模特了，但他们大多只想拍张快照，然后照着照片画。我赚到了钱，但是不多，而且我不仅没招到新学生，还把惟一的那个给丢了。当我告诉山崎上尉，梅不愿意跟他结婚时，他立即解雇了我。不过，这只是个借口，最近整个上海的日本人都一反常态。住在“小东京”的日本人收拾行囊，离开了他们的公寓。妇女、小孩还有其他平民都回日本了。同时，我们的很多邻居逃离了虹口，穿过苏州河，在公共租界的大街上临时扎营。我以为又是中国人那迷信的天性在作怪，尤其是穷人，不论是知道的还是不知道的，凡间的还是仙界的，活的还是死的，他们都怕。

我感觉似乎一切都变了。我曾挚爱过这个城市，却从不关注死亡、绝望、灾难和贫穷。以前我看到的是霓虹灯下的花花世界，现在我看到了灰色——灰色的瓦，灰色的石头，灰色的河流。以前黄浦江面游弋着彩旗飘扬的各国战舰，几乎像节日一般，现在来了一二十艘巨大的日本军舰，快把黄浦江堵塞了。以前我看到宽阔的马路和明亮的月光，现在我看到的是一堆堆垃圾，老鼠放肆地跑来跑去，在废物中刨着；黄金荣和他手下的青帮暴徒殴打着欠债的人和妓女。上海，虽然如此繁华，却建立在流沙之上。没什么能保持恒久不变。没放铅块就沉入江中的棺材漂浮了起来；银行要专门雇人每天查看地基是否被堆积如山的金银压得塌陷了。梅和我，从安全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坠落到了一个像流沙般不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