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说，遭遇轰炸最糟糕的那一刻，是紧跟在最初的震荡后完全陷入瘫痪和寂静的那几秒钟。那感觉好像——我觉得每种语言都会用这个词——时间静止了。我就陷入了这样的境况，动弹不得。浓烟和着灰尘翻滚着。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听见饭店的玻璃丁丁当当往下落的声音。有人在呻吟，有人在尖叫。随后，另一架轰炸机在我们头顶轰鸣，巨大的恐慌席卷了整个街道。一两分钟后，我们听到两颗炸弹在别处爆炸了。后来我发现，那两颗炸弹落在了虞洽卿路和爱多亚路的交汇处的跑马场附近，当时难民们正挤在那里领免费的大米和茶叶。四颗炸弹一共使数千人受伤、残疾，或死亡。

我立即想到了梅。我必须找到她。我踉踉跄跄往前走着，绕过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他们身上的衣服破碎，血迹斑斑，分不清是难民、上海人还是洋人。满街都是残胳膊断腿。汇中饭店里的客人和员工蜂拥而出，推搡着挤出饭店大门，涌到大街上，很多人在流血，更多的人在尖叫。人们踩踏着受伤的人和死尸奔跑着。我夹在恐慌的人群中，要挤出条路回到我与汤米和梅分别的地方。我什么都看不见，我揉着眼睛，想拭去眼中的灰尘和恐惧，却徒劳无用。我看到了汤米的尸体。他的帽子不见了，头也炸飞了，但我认得他那身白帆布衣服。谢天谢地，梅不在他身边，但她在哪儿呢？

我又往回朝汇中饭店走去，一定是我在匆忙中没看到她。南京路上四处横躺着尸体和奄奄一息的人。几个受了重伤的人东歪西倒，蹒跚地走在路中间。有些汽车着火了，另一些车窗被炸飞了，车里挤满了受伤的人和死尸。不论是汽车、黄包车、手推车还是车上的人都被弹片划伤了。房屋、广告牌和栅栏被溅得血迹斑斑。人行道上血肉凝结，湿滑难行。地上的碎玻璃像钻石一样闪闪发光。在这酷热的八月天，恶臭熏得我睁不开眼，张不开嘴。

“梅！”我喊着梅的名字，往前走了几步。我不停叫着她的名字，希望能从包围着我的一片恐慌的喊叫声中听到她的回答。我在每个伤者和每具尸体跟前停下来，看是不是她。这么多人死去了，她怎么活得下来？她是那么脆弱，那么容易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