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楼，在客厅里看见妈妈。她示意我过去，“这里有点钱。”她的声音透着平素没有的坚定，“出去买点芝麻饼和油条。”从家里出事的那个早上起，我们就再没享用过这种早餐，  “我们得吃点好的，葬礼——”

我接过钱，离开了家。海岸线方向传来日本军舰炮击的轰鸣，机关枪和步枪不间断的突突声，闸北区轰炸不断，城郊也战火纷飞。昨夜焚烧死人的烟尘味道刺鼻，笼罩了整个城市，所以，挂在外面晾的衣服得重洗，门阶要清扫，汽车也要冲洗。我的嗓子被这气味呛得难受。街上依旧人来人往。战争开始了，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我走到街角，没按妈妈的吩咐买早点，而是上了一辆手推车，叫他带我去Z.G.那里。我曾经表现得像个不懂事的小女孩，但比起我们长久的友情，那不过是一眨眼的瞬间。他对梅和我应该有点感情，一定会帮我们想个法子，让我们的生活恢复正常。

我敲了敲他的门，没人答应。我走回楼下，在天井里找到了女房东。

“他走了。”她说，“你犯得着那么在意吗？你们做月份牌女郎的日子一去不回头啦。你以为我们能永远挡住小鬼子？一旦他们占领这里，谁还想要你们的美女月份牌？”她越说越歇斯底里，“不过，也许小日本要你们做别的用场呢。你姐妹俩是不是巴不得这样？”

“请告诉我他在哪儿。”我不耐烦地说。

“他去参加共产党了。”她大声嚷嚷着，每个字都像子弹一样蹦出来。

我将信将疑，“他不会跟我们不辞而别的。”

那女人放声大笑，“你这姑娘可傻透了！他走的时候连房租都没付。颜料和画笔也扔下了。他什么都没带就走了。”

我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现在我得一门心思考虑自己的生存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