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时候，现实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其解释徒增苍白，但种种迹象表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低迷的本因。计划经济时代，一切按需分配，凭借指标、票证控制，无论农业还是工业，抑或始终处于地下状态的商业，都是残缺、扭曲的。在这样的形势下，改革势在必行。

改革开放意义之一，在于打破思想禁锢，计划色彩逐渐消退，市场经济逐渐由商品经济过渡而来。于是，价格改革、国企改革成为重头戏，并衍生出倒爷、资产流失等诸多新问题。

顾准之后，吴敬琏或许是倡导市场经济最不遗余力的旗手。他继承并延续了顾准、孙冶方等老一辈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成为市场经济扛鼎者，一切现实问题的出发点正是基于此。

关于改革路线，吴敬琏与厉以宁曾展开论战；围绕价格体系改革，吴敬琏又与张维迎等人意见不合；至于发展模式，在究竟是否应该回避重工业上，厉以宁、林毅夫和樊纲等人又站在了吴敬琏的对立面；面对权力寻租、权贵资本等各种令人匪夷所思的问题，吴敬琏率先提出用法治手段建立“好的市场经济”。

放大到宏观层面，上述行为恰恰体现了市场经济在中国推行时面临的本土化障碍，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两个模式的结合。只有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厉以宁、林毅夫、吴敬琏等人论争才有意义。

单单从经济制度的视角考察，改革开放30年，其实就是一部市场经济推行史。政府官员、经济学者、底层民众上下求索，经济由冷转热，社会问题频发，到如今，农业问题再次凸显，这并非因为改革不够彻底，而是缘于人们心理上对农业的轻视。这期间，茅于轼、陈锡文、周其仁等频频发言，呼吁维护农民权益，甚至不惜亲身示范，以知识分子绵薄之力贡献建设性意见。

于是，中国经济在经历甲子轮回之后，回归农业底线，意味着土地重新被重视。而土地背后，正是产权这个经济原点的归位。撇开纷乱杂陈的事态，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所有权区分和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