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任何时代，改革说到底都是一件冒险的事情。打破旧格局，建立新秩序，新旧制度摩擦碰撞，以整易乱，势必会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因此，改革遭遇挫折、反复在所难免。

作为意见提供者、改革智囊，经济学者处于政府与民间夹层地带，不仅面临公众舆论和官方压力，同时也需要面对内心良知的拷问。在这个群情激昂、欲望膨胀的时代，能否保持学术操守，成为横亘在他们面前的巨大障碍。这不仅是对经济学者的考验，更是对民族精神的质问。

中国改革史上，曾有三次波澜壮阔的大争议。第一次发生在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对接的更替期，争议对象是经济制度、所有权之类当时敏感的事情，判断的基准并非一己私利，而是社会制度能否承接、契合。换言之，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体系内可否并行不悖，且不引起社会制度变色？

整个20世纪80年代在这种不存私心、不带偏见的论争中度过，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单纯岁月。日后的一切纷争，都或多或少披上私利色彩，进而引发更大范围的争论、质疑。

1992年之后，“邓小平南方视察”搁置了姓“资”姓“社”的争论，经济建设成为共识，“一切向钱看”，争论焦点回归至发展路线、改革模式、轻重优劣等微观领域。然而，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界并不安静，下海成风，暗流涌动，原本纯真的学术频频遭受蛊惑。各种基调背后，总能找到冠冕堂皇的理论支持，但人们恍然发现诸多怪现象--学者常常在上市公司任职，亲属担任独立董事，或者干脆创办企业实体，学术操守在一点点地消磨殆尽，于是才有了“经济学家为谁代言”的质疑。

及至新世纪，随着互联网时代来临，社会公众以及大众媒体开始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一方面将学界劣迹揭穿，另一方面也直接或间接造成吴敬琏“间谍门”等诸多冤假错案，令人感慨万千、无可奈何。

争议之下，意志脆弱者容易两边摇摆，于是人们常会看到前后矛盾的论调；而那些不改初衷的发言又往往过于直接，被公众、媒体断章取义，被愤怒的气焰灼烧，进一步激发社会情绪。

无论事实如何变迁，也许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譬如周其仁对产权的执着，吴敬琏对市场经济的呐喊，陈锡文对农业的热衷，陈元对金融业的遥望，而樊纲更为彻底，声称寻找普适经济学。

在中国这个国情复杂的特殊环境中，任何政策都很难让各个阶层满意，普适注定是一面理想主义的旗帜，可望而不可即。不过，正在是追寻理想的过程中，这群文人学者才发散出应有的光热，或可告慰身后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