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局如棋，变幻莫测，谁也不会想到，刚敲定的中央经济政策会在春夏之交突然转向。

1986年3月，中央突然改变政策，放弃执行半年的宏观调控，接连颁布宽松的经济政策，并开始大规模放贷。数月后，已被批准的整体配套改革方案被突然弃用，改革的主线转向企业。

这种转变大大超出吴敬琏的预料。作为主张宏观调控的“整体协调改革派”，他感到无所适从，并隐约预感到一丝不祥。

果然，随着政策的宽松，“一放就乱”的毛病再次发作。银行大肆放贷，货币源源不断地进入市场，固定投资比暴涨；与此同时，物价大幅攀升，刚抑制下去的通货膨胀又露出苗头；没有得到彻底根治的“价格双轨制”催生大批“官倒”，诱发省际原料大战。因为承包国企，辽宁本溪一个叫关广梅的女性引发租赁企业姓“资”姓“社”的大讨论。

紧张危急的状况一直持续了两年。期间，吴敬琏、马洪等人多次警告，呼吁进行宏观调控，但并未引起相关方面的重视，他们的观点也未得到领导层采纳。到1988年春天，形势已经非常严峻。

这年5月，决策层突然决定进行“价格闯关”，试图在短期内理顺价格体系。此举招致薛暮桥、马国光和吴敬琏等人反对。他们认为，通货膨胀局势下，不应急于“闯关”，而应先治理经济环境，然后再进行价格改革。从当时的经济状况看，这个建议是富于理性且极其合理的。任何时候，在整体环境未加改善的情况下，贸然进行改革只会把经济推入更加混乱无序的状态，即便最后改革成功，也将付出巨大代价。

但从管理者的角度考虑，价格错乱带来的经济混乱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果等到整体环境修复再推行新的价格制度，势必造成更大的损失。权衡再三，决策层最终于8月在未设任何防范预案的情况下，正式对外公布“闯关”政策。

吴敬琏等人的担心很快变成现实。政策发布后，引发全国恐慌，各地出现抢购潮。当时的报纸写道：“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甚至连滞销产品大家也不放过，而这进一步催高了物价。到秋天，抢购风潮和物价暴涨已把中国拖入泥潭。经济失控、政策紊乱，全国上下弥漫着沮丧颓废的气息，令人紧张不安。

接下来的1989年，受“闯关”失利影响，政策一律从紧。银根紧缩，消费低迷，企业大面积倒闭，工厂开工不足，失业率迅速上升。萧条冷清的气氛中，关于改革路线的争论再次被搬上前台，“计划派”向商品经济发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