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改革卸下枷锁，翩然前行。已经62岁的吴敬琏迅速成名之后，又很快投入高度紧张的观察研究中，为刚刚站稳脚跟的市场经济保驾护航。

此时的中国经济正处于空前混乱的状态，亟待理顺。邓公南方视察激发了改革热情，使一度停顿的经济又高速运转起来，但受本已紊乱的经济环境制约，改革陷入盲目扩张的误区，很快便出现膨胀的趋势。

由于侧重点不同，对宏观经济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改革派认为，经济“不热”，而保守派则认为“已经过热”。但吴敬琏看来，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因为经济发展不均衡，导致有些地方热，有些地方不热，不能一概而论。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主张调控。作为主管经济的决策者，他一到北京，就批评有些地方该热的改革没有热起来，不该热的反而太热了。所谓不该热的，一个是基础建设投资，另一个就是股市。朱镕基采取严厉手段，大刀阔斧进行治理整顿。重压之下，过热势头很快得到遏制，到秋天，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已经下降一半，生产资料物价指数也大幅跌落，通货膨胀的压力倏然减小。

中国经济在政策的反复间动荡、反复。经过数年的调整，决策层也意识到只靠“单兵突进”行不通。1993年下半年，有人提出采取“整体渐进，阶段突破”的方针，随后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据此明确提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改革战略。与吴敬琏的整体改革思路不谋而合。

从1994年开始，整体配套改革在金融、财政、外汇、税务、社保等各个领域全面推进。也正是从这一年起，中国经济驶上高速、健康、稳定的“黄金车道”，运行十多年都不曾膨胀。

作为“重点突破”对象，国企改革成为重头戏。关于国企改革，当时站主导地位的思路是放权让利。其最高实践形势是承包制，即把国有企业部分或全部承包出去，允许私人经营管理，所有权仍属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