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正当法治化引起重视之际，宏观经济的变动令吴敬琏不得不分出精力。从秋天开始，过热苗头逐渐冒出。地产热促使水泥、钢铁等原材料价格飞速上涨，并引发投机热。于是，沉寂多年的“冷热大讨论”再次展开。围绕这个问题，关于是否调控降温的争论甚嚣尘上。

吴敬琏分析当时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后认为，经济已经“过热”，主张采取适度从紧的微调政策。但这种观点并未受到决策层的重视和认同，相关部门采取措施，只对局部过热的领域进行控制。

就在抑制过热行业投资的通知下发之际，第三种声音冒了出来。相关人士认为，根据“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要经历一个重工业化阶段”的观点，中国经济既不是总体过热，也不是局部过热，而是已经进入“重工业重新大发展的历史新阶段”。他们认为，作为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重工业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此种观点颇有市场，尤其被地方政府所认同，一段时间内，以巨额资本和大量资源投入重工业以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做法在全国许多省份悄然进行。

吴敬琏一时陷入深思，在他看来，所谓的“必经阶段”只是一个借口。各个地方政府之所以热衷招商引资，大肆上马大型项目，根本原因在于急于求成，是迫于GDP增长压力而作出的功利选择，这些政绩工程，有百害而无一利。

伴随着重工业化呼声的高涨，全国各地都陷入盲目发展的误区，片面追求经济增量带来的资源紧张、生态恶化、环境破坏等一系列消极后果开始显现。与此同时，以技术创新带动产品升级、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反而得到彻底弃用。中国经济正陷入本末倒置的危险境地。此外，各地高调招商引资的背后，烂尾楼、豆腐渣工程、无头项目等问题层出不穷，其间藏匿大量灰色空间，是权贵资本勾结的另一个场所，滋生贪污腐败。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正逐渐出现“坏的市场经济”。

在进行了实地调研和大量分析论证之后，吴敬琏得出结论：重工业化并不是经济增长不可逾越的阶段。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不是推广重工业，而是要完成“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