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郎咸平的观点，之所以会出现国有企业改制的MBO（管理者收购）浪潮，究其根本，是因为国企老总缺乏信托责任。国有企业长期的低效率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那就是国企必定是没有活力的，做不好是理所当然的，而做好了反倒不应该了，做好的国企老总觉得国家对不起自己，要通过占有国有资产的方式进行补偿。

郎咸平认为，要抛弃这种固有思维。作为代理人的国企老总，做好了是应该的，做不好才应该感到羞耻，没有国有企业的平台，国企老总也就失去了发挥的平台，以做好来作为侵吞国有资产的理由本身就是缺乏信托责任的体现。他主张可以给予成绩优秀的国企老总高的年薪和少量期权股份，但是绝对不能将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从而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起先，周其仁静静观察，并不愿卷入这场论战，他认为辩论的最重要价值在于通过辩论达到思想提升的目的，并不是挑别人的毛病。但是随着事态激化，对“国有资产流失”的辩护变成了对“产权改革路线”的质疑，作为研究产权改革二十余年的经济学者，周其仁无法坐视不理。

一出场，周其仁就以其一贯严谨冷静的风格和学术声望，成为了“倒郎派”的重要代表。

周其仁认为，国有企业存在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对人力资本产权的忽视，另外一个是行政权大于经营权，没有自由的市场契约体系，其中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所有权缺位。国家或集体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模糊之下，又加上行政性的计划经营模式，国有企业即使付出巨额交易费用，也难以形成对人的激励体制。郎咸平所谓的信托责任，其委托人根本就不是一个可以实际考察的概念，模糊的公有制产生了模糊的所有权，模糊的所有权导致根本就不存在最终的所有者，那么信托责任也就无从谈起。周其仁强调产权是一项具有高度排他性的制度安排，产权问题的模糊和妥协只能导致交易费用的增加，企业运行效率是无法根本性提高的。

在产权界定问题上，周其仁并不否认存在“侵吞国有资产”行为。但因噎废食似乎也大大不妥，如果重新回到产权模糊的公有制时代，岂不是历史的倒退？如果不从产权明晰上入手，改革就只能停留在阵痛阶段，无法彻底推行。至于保护国有资产，法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用一个法制化的环境确保产权和自由市场的有序运转，从而消除权力寻租的不良事件发生。

尘嚣远去，余音缭绕，国企改革何去何从，如今仍是一道无解难题。谁对谁错，恐怕只有历史能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