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从根本上打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特别是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从此，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之路。

改革开放让中国的经济发展迎来了春天，也让厉以宁迎来了他事业上的春天。

1979年，厉以宁走上北大讲台，先后开设《西方经济学概论》、《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专题》、《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十几门专业课程。学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他很快得到了学生的认可和喜爱，清华、人大的很多学生也慕名而来，几乎堂堂爆满。后来，为解决课堂座位不足的问题，不得不采取“票证制”，凭票入内。

从教期间，厉以宁笔耕不辍，着作、论文的创作过程让他对中国经济有了更具前瞻性的了解。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这10年间，厉以宁的研究成果呈爆发式增长，推出众多颇有影响力的专着，如1979年的《论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说》、1984年的《关于经济学问题的通信》、1986年的《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1987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等。这些专着倾注了厉以宁半生的心血，包含了他对中国经济状况和主要问题的深度思考。

其中，1984年由罗志如教授和厉以宁共同着述，由厉以宁独自执笔完成的《20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被誉为我国经济改革最具参考价值的着作。这本着作也被认为是厉以宁早年经济学理论成果的浓缩，因此也是经济学人学习厉以宁相关经济学理论的必读之作。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环境异常复杂，围绕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争论正式展开，作为经济学家，厉以宁自然无法置身事外。

纵观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状况，经济体制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到1984年着力进行农村经济改革；1984年到1987年侧重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1987年之后侧重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