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改革，就是破旧立新，这注定是一个艰难复杂的历程。虽无前例可循，但也不乏逻辑性，总体来讲，中国的改革开放由易到难、由浅入深逐级推进。

改革之初的第一阶段改革是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改革。此间改革涉及人数最广，着重解决农村经济桎梏，但对国民经济并不产生巨大影响，许多困扰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弊端非但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譬如影响面广泛的价格问题--反而随着改革推进屡屡形成掣肘。

到了1984年，农村经济大有起色，城市经济形势依然严峻，改革开放的焦点由农村转向城市，价格体系改革成为当务之急。

9月初，一些中青年经济工作者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会议。会议主题是讨论后续改革问题，《经济时报》、《中国青年》等媒体到场。因为是第一次完全由中青年学者参加，是他们“第一次集体发声”，又被称为“第一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当然，就像其他历史性瞬间一样，这次会议被打上地名烙印，就是中国改革史上赫赫有名的“莫干山会议”。

会上，一些北京学者透露了一个消息，即当时中央高层对于进一步改革的分歧在于价格的改革，这样就让价格专题讨论变得十分激烈。

具体来说，观点分为三派，即：以田源为代表的宏观调控派，以张维迎为代表的市场调节派，以及以华生、何家成、蒋跃、高粱、张少杰等人为代表的国家调控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双轨派。由于当时国家资金实力有限，所以完全实施国家调控无法实现，而放由市场自我调节所面临的风险又很大，最终折中的价格双轨制得到了与会人士的广泛赞同并上报了中央。

起初，价格双轨制凭借其优势稳定了经济发展，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作为一种过渡性的价格政策，它的弊端逐渐凸显。价格双轨制盛行，催生大量投机倒把分子（俗称“倒爷”），极大地干扰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因此，价格改革成为共识。但在具体操作时，究竟是围绕价格体制改革入手，还是从所有制体制的改革入手，人们各执己见、莫衷一是。很长一段时间，价格改革骑虎难下，无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