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法国人雷蒙·阿隆正是这么讲20世纪60年代伊凡·谭纳他们这一趟大出走和返乡潮的（阿隆的说法至今仍是我个人所知的最好诠释之一），事隔二三十年之后，阿隆像重抵废墟现场捡拾遗物的人，他以为欧洲人美国人走到历史这特殊的一刻，正正好是所有大价值大信念崩毁的时刻，不仅原来磐石般支撑西方秩序的传统宗教和社会价值体系已瓦解，就连这一两百年来号称可替代它们的各式革命主张包括马克思主义也不再简单可信。这的确宛如一场爆炸，人心的一场大爆炸，人们从这个核心逃逸出来，得重新找目标，找寻自身尤其是心灵的安身立命之所（因此既是逃亡又是返乡），唯伟大已不可能了，卑微又不甘心，这对于犹有充足精力、热情、正义感和道德向往，更有大把生命时间在手试都还没试过的年轻一代效应尤其清晰，因此阿隆指出来，这于是泼洒开来成为“一连串的同情意识”，在冰冷广漠如狞恶大海的巨大世界中随机找到什么实践什么，比方解放妇女、儿童、黑人、穷人以及更遥远的第三世界人们，或更素朴更空泛的所谓四海一家人权主张，还有甚至不是人但一样受苦受害（动物、植物乃至于土地）的环保运动云云。当然，也有终其一生就只是在寻找、什么都来不及实践就老去死去的人。

和过往的历史经验不同。不因为战乱而出走，因为战火只在远方的中南半岛或至少中南美洲那儿延烧，因此战争不是驱赶力量而是具体关怀目标，伊凡·谭纳不正是如此吗？不因为饥馑和瘟疫，因为这回出走的人系来自地球上彼时最富裕且卫生条件最佳的社会，因此饥饿和疾病一样不是驱赶力量而是具体关怀目标，伊凡·谭纳不正是挨了好几剂预防针才动身出发吗？也没有黄金可淘可挖，事实上领先背起行囊的、络绎串接成所谓“自由夏天”行走行列的反而多是东岸的中上阶层家庭年轻人，逆向地走向贫穷、落后、敌意且凶险未卜的美国南方（首站大致是密西西比州，在那儿先就令人心痛的倒下一批人，多半死于三K党的谋杀）或更南的中南半岛异国，伊凡·谭纳不也来自纽约而且每回自掏腰包出门的不是吗？只除了好心的布洛克总童话般事后补给他一大笔连本带利的酬劳并顺便安慰我们读小说的人而已。

基本上，这正是一次缺乏集体性目标、没集体单一路线的集体出走，除了最遥不可及最终极、但却也是最个人最私密宛如心中那一点灵智声音的道德召唤之外，上路的人能放心依循不假思索的东西真的不多。比起来，过去当个英雄还真像是角色扮演，你下定决心去报名参加那个特洛伊十年三千六百五十夜超级豪华旅行团，除了极其剧烈的肢体活动，其他部位并不真的需要动用，也因此，除了抛掷这具皮囊般的身体，你也再没其他什么可折耗可损失的，不管结果是战死（如阿喀琉斯）或甚至悲惨的战败（如赫克托），你依然英雄不动；但这回人得从头一样一样亲手料理，你得自己找角色（谭纳哪回不是想尽办法躲开“组织”的安排，这可以看成是一个隐喻），再自己找目标、找路径、甚至人抵达现场才真正有线索的各种实践方式。也就是说，你押下去的可不仅仅只是身体而已，更多也更麻烦的是心智。身体是服从的、听命行事的，但人心却如野马如猿猴（所以称之为心猿意马），尤其当它丧失了磐石般不疑不动的价值体系保护、无法用信仰或至少惯性来牢牢绑好它固定它时（事实上60年代这些人正是反叛并试图逃离对抗这个），下定一次决心如同只驯服一次是不可能足够的，人心脱了缰般游荡于空旷无地标的大地之上，它仍会不停地想转动、反复、进退、怀疑、软弱并持续被击打被诱引，也因此，失败的概率不仅放大到接近必然，失败的样态还是多重的，沮丧、虚无、当是春梦一场并非其极致，它还可能因迷途而异化成种种不堪的模样（从人道的本心出发而以单纯的贩毒、抢劫、绑票、杀人收场），更糟糕它还会背叛，一身富贵光鲜站到迫害者掠夺者那边去。

所以，像伊凡·谭纳那样总能在身体和心智的山穷水尽处挣脱出来，而且事事圆满人人幸福还都分得到礼物，我们才讲它是童话，或者说，我们还真需要几则这样的童话。

特洛伊的英雄岁月有集体性的清晰成果，希腊人赢了战争、让特洛伊城成为千年后的考古珍宝、夺回海伦（这妮子后来过得还不错，在《奥德赛》书里）并开始雄霸世界（当然，他们彼时所谓的世界是一种夸张的想象和说法）；而60年代这没有英雄的沧桑一场又有什么集体性的清晰成果呢？很难具体讲出来，大致上，以马丁·路德·金博士领军的黑人民权运动最有现实客观依据的成就，他也因此获颁诺贝尔奖并遭枪杀，成为最像英雄的一人。可我们知道，黑人民权运动只是60年代的重要一环，并不足以代表并单独说明整体；而且，黑人民权运动与其说是成功，不如讲是进展，70年代80年代还得有人奋力不懈地继续下去，一直到今天，不像特洛伊那样可以画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