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令人颇感意外的情况是：那些支持过、至少是曾经表示过要支持阿里乌的主教们，在这次君士坦丁亲临的大公会议上都有所退缩。除去两名与会者外，大家一致反对阿里乌。会议在一片政治和谐而非宗教虔诚的气氛当中，被导向了令君士坦丁大帝满意的合理终结。而“合理”的含义是指严肃否决阿里乌教义争端，制定《尼西亚信经》（The Nicene Creed），全面而彻底地“授予”耶稣以“三位一体”的神性。信经的具体内容有：

1．吾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大地和有形无形万物的主；

2．吾信独一之主，耶稣基督，上帝之独生子，在万世以前为父所生，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成为真神，受生而非被造，与父一体，万物都是藉他所得造；

3．他为拯救世人，从天降临，因着圣灵，并从童女玛丽亚而成肉身，而为人；

4．在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手下，为我们钉于十字架，受难，被埋葬；

5．照《圣经》第三天复活；

6．并升天，坐在天父的右；

7．将来必有荣耀再度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度永无穷；

8．吾信圣灵，赐生命之主，从父和子出来，与父子同受敬拜，他曾藉众先知说话；

9．吾信独一种圣大公使徒之教会；

10．吾认使罪得赦之独一形式洗礼；

11．吾望死人而复活；

12．吾望来世之生命。

插图2-5

正是《尼西亚信经》的制定和推出真正赋予了耶稣“上帝般的神性”。基督教最核心的教义内容异常之讽刺地通过尼西亚大公会议参会者的辩论和投票而得出。当然，君士坦丁这样做自有其深刻道理：因为只存在唯一真神才能有力地暗示罗马皇帝的唯一合法统治；只有明确神圣的独一性，帝国政局才能永保安定。相比于同时存在耶稣和上帝两个神明抑或是“半神”等容易引起贼人自立为王的宗教观念，绝对而严格的一神论明显有利于统治者编造封建制度的合理性。

当然了，更需考虑的情况是：耶稣信众团体在当时确实太有影响力！任何一位统治者如果不能够有效地做到“顺民心”，那么也就没有机会去谈什么“得天下”。君士坦丁在颁布“米兰敕令”时就已经意识到了基督教的政治潜力与重要性，尼西亚会议不过是一次更大胆的实践而已。正如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勋爵在其旷世巨著《西方哲学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一书当中给出的中肯评价：

“基督教信众们凭借其团结与纪律，在罗马帝国内形成了一个独立而强大的宗教国度。从政治意义上来说，这是极其、甚至最为重要的。君士坦丁大帝通过对基督教核心信仰的鼎力支持，而换取了基督教徒在政治统治上对于他本人的坚定拥护。”

非常不幸的是，人们今天只记住了君士坦丁于公元四世纪修改的政治化的宗教原理，却完全丢掉了公元一世纪由耶稣所创立的新犹太教之真义。事实上，人们根本就不了解，或者说不愿意了解，这段曲折而有趣的宗教历史。

直到公元2003年3月18日，美国兰登书屋为网络小说家丹·布朗（Dan Brown）出版了一本名为《达·芬奇密码》（The Da Vinci Code）的新作品，全世界的知识分子才开始关注这段被刻意隐瞒的传奇故事。

君士坦丁的“斐然成就”绝不仅仅是圣化耶稣这么简单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