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旋律总是由胜利者来谱写的。当两种文明交锋时，失败者的文明历史往往会被彻底删除。胜利者会编写一套颂扬自己而极力贬低被征服者的历史。正如拿破仑·波拿巴所言那般：‘历史是什么？不过是编造的谎言罢了！所谓一家之言才是历史的本质。’”

小说《达·芬奇密码》当中的超级大反派提彬不仅仅串联了精彩的悬念故事，还为世人留下了上述这一段至理名言。而从古典宗教中脱颖而出的近现代科学作为一种与传统宗教对立的“新时代文明”，亦逃不出私自篡改“文明交锋史”的客观规律。以推广近现代科学观念为己任的当代教育工作者们越来越像是编撰《圣经》的保守僧侣：为了证明肇始于日心学说的“新科学革命”比宗教更优越更精确，他们不惜故意收录充满了夸张甚至是神话的科学历史。

既然是亚里士多德扮演了主张地心说，因而在基督教立场上阻碍了哥白尼学说发展的历史角色，那么为何不干脆将伽利略思想的伟大也描绘形容成“不畏亚里士多德之淫威”而勇敢挑战旧时代基督教思想的“革命行为”？于是乎，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扔铅球的实验便堂而皇之地走进了中小学生的历史教科书，仿佛是在传递一种明确的信号：你瞧！哪怕是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想巨匠也不能阻挡科学家前进的豪迈脚步。

不过，伽利略真在比萨斜塔上做过这次著名的扔球实验吗？

答案是否定的。这次名垂青史的实验有且仅有一个人提供了“决定性”的历史学证据；而这个唯一的人证就是伽利略晚年时招收的学生文森佐·维维安尼（Vincenzo V. Viviani）。维维安尼在其为伽利略所创作的个人传记当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这场“轰动一时”的实验。据其记载，约在25岁那年，担任比萨大学数学与自然哲学教授的伽利略“特意召集”了比萨大学的所有教授及在读生，请他们前来“见证观摩”一场“足以推翻亚里士多德体系”的落体实验。他从比萨斜塔上扔下了两只不同重量的铅球，而这两只铅球“在众目睽睽之下”同时着地。于是基督教所坚持的那一套亚里士多德哲学，即“物体越重则下落速度越快”的错误观念被“客观的科学实验”所彻底击败。

然而，除了维维安尼所著的传记以外，再无任何历史资料能够佐证这次实验的存在。没有任何一位历史学家，哪怕是野史作家，曾经在作品中提到过这次“引起轰动”的事件。比萨大学也没有留下过一丁点儿相关记载。而维维安尼在这部作品中“绘声绘色”的描述，更是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如果这场实验真的存在，那么其发生的时间应该是16世纪末，维维安尼却出生于17世纪初（1622年4月5日）——因此他不可能亲身经历这场实验！

而另一则有关于伽利略的“传奇逸闻”，即他在比萨大教堂观察到穹顶吊灯来回摆动便突发奇想地提出了著名的“简谐运动定律”，则更是无稽之谈。很巧，这桩故事同样仅见于维维安尼的伽利略传记。这位极其不靠谱的作者在书中宣称：伽利略在其19岁那年通过观察教堂内摆动的吊灯而发现了科学真理。但是比萨大教堂所保留的许多相关历史文献都清清楚楚地表明该吊灯是在伽利略23岁那年才首次安装！天知道伽利略究竟是观察了什么现象才发现单摆的！总之，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比萨大教堂的灯摆！那一盏传奇的吊灯是且仅是维维安尼的幻想。

科学史学界的大师级学者、因为研究伽利略而享誉学术界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e）干脆在其作品《伽利略研究》（Etudes Galileennes）当中指出：伽利略在近现代科学实验史中的地位都值得怀疑！柯瓦雷认为：古典学者根据维维安尼的伽利略传记而得出的研究结论，已经被许多更加可靠的客观历史证据所推翻；维维安尼的作品中充斥着吹嘘甚至是神化；此人所记载的各项有关伽利略的所谓“史实”，从头到尾都像是《圣徒传》（Hagiography）。

而被人圣徒化的近代科学学者，尤其是参与了“新科学革命”的启蒙物理学家，绝不仅是伽利略。应该说，现代教育当中所提及的每一位对近代物理学产生了推动作用的思想者都被后世科学家们添油加醋了一番。然而，那些最重要的“发现”究竟是从哪里而来始终是科学界不愿意面对的棘手话题；若哥白尼和布鲁诺等人从古埃及宗教玄学体系当中了解到“地球绕着太阳转”的史实真相被民众知晓，他们又该怎样去营造属于自己的“科学宗教”？实用主义哲学泰斗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曾经于1898年5月4日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这些文字很好地说明了究竟哪些人才会被称为“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