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令我难忘的日子—— 一九八三年元月二十五日。

我躺在莆阳化工厂职工医院的产房里，仰望窗外的天空，浅蓝色的天空云淡风轻，阳光明媚，金色的光亮碎碎地洒进房来。

下午四时，职工医院的救护车将我送往二十公里外的县人民医院。晚九时二十分，我终于从漫长痛苦的等待中解脱，我听到医生急切地对身边的护士说：“快！剪刀。”脐带剪断后，医生立即握住了新生儿的左脚，敏捷地在新生儿的左脚掌心拍了两下。

“呱！”掌落声起。

当这声音传到我耳际的那一刻，我知道命中注定：我们都无法再作选择！上帝已为我们缔结了生命的纽带，他（她）是我的孩子，我是他（她）的母亲！在我心中既感受不到欢乐，也想象不出痛苦，只有一种责任！这种责任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来临，在“呱呱”的哭声中得到证实。现在每一秒比每一秒更加强烈！

从现在起，在我的生命旅程中不管生存有多么艰难，有多么困苦，我都不能丢弃他（她）！

我躺在手术台上，手术还在进行中。我仍然不知道，婴儿是个男孩，还是个女孩。

前几天，我和丈夫建林散步的时候，也许是他不小心流露出他对婴儿性别的过分在乎，以及此刻在手术室内外没有建林家人的身影，使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说这孩子是个女婴，我和建林的婚姻还能维持多久？

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男孩女孩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但在那时，一方面是几千年来重男轻女的思想，二是国家独生子女政策的强制，生男生女，对很多人来说意味深长，甚至左右着一生的命运。

婴儿的生命特征完整以后，医生用臂膀擦了擦前额，回到手术台前继续剥离胎盘。护士有条不紊地将婴儿的脚印盖在出生证上，然后，作了些必要的处理。这时，大嫂笑盈盈地将我们早已准备好的小花被递了过去。

我躺在手术台上一直忍受着伤口的疼痛，虽然已是筋疲力尽，但更急于知道孩子的性别。就在护士把孩子放在小花被上的那一刻，我用力拉了拉大嫂的衣服，无力地问：“是儿子，还是姑娘？”

大嫂恍然大悟，转过头来略带自责地朝我微笑道：“儿子！”

儿子的降临使建林欣喜若狂。当别人告诉他，他已经有儿子时，本来倚在墙角打瞌睡的他像被雷击一样跳起来，在走廊里翻了一长串的跟头。

“六年了，可惜我爸爸没有活到今天！这下可好，阳家又有后了。哈哈哈！阳家有后人了！”

其实，他心里可乐的还不止这些，儿子让他觉得自己在家人和同事面前更像个男人！哥哥、姐姐生的都是女孩。在建林及他的家人看来，婴儿只要是个男孩，哪怕是缺胳膊少腿，天生智愚也远比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子强。

医务人员再一次地肯定我和孩子的生命体征完全正常，至少凭借她们从医多年的经验分析，不会发生什么突然的变化了。一直陪伴照顾我的大嫂，一次又一次地摸摸我的额头，我的手，把盖在我身体上的被子整了又整，凭借她自己的智慧和经历，一切能想到、能做到的事均办妥以后，已经是凌晨两点。在康妈妈的再三催促下，大嫂拖着疲惫的双腿跟着康妈妈走出产房。建林多数时间待在门外，这时也厚着脸皮偷偷地溜进来与我告别，他们今晚在康妈妈家休息。

产房里夜深人不静，空气污浊，血腥味很浓。婴儿的啼哭声、临产妇女的呻吟声、婆婆们的鼾声、出出进进的脚步声、手术推车辗动的吱吱声，声声灌耳。也许因为这些声音使我难以入睡，也许即使什么声音也没有，我也只能闭上眼睛在似睡非睡中等来新的黎明，而不可能有真正的睡眠。儿子待在保温箱里，每隔一会儿就“呱呱”大哭一阵，我知道他这是在寻找我，在用一种特殊的声音呼喊我！我应该因此而骄傲，因此而快乐，然而我却愁眉不展，丝毫也找不到建林那种快乐的感觉。

那个晚上我几乎一直在想，对于穷困的我们，恨不能把一个毫子掰成两半来使用，我将拿什么来养育他？将来怎么去教育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