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最初我也不是这么想的。刚进“霓裳宫”的时候，我也曾学着别的女歌手做过几身“演出服”，后来我开始放弃它们，穿一些简简单单的牛仔裤、T恤、衬衣之类，头发也既不盘也不束，更不插什么发卡、缎带之类，只是自自然然地披散着。现在这样当然并不稀奇，可在90年代初的舞台上这绝对算是少见了，跟自己在生活中的差别不太大--其实，我对舞台着装的这点“歪见”也是因为和夏旸看多了那些国外乐队演出的录像带--那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天地，奇异、隆重、朴素、华丽，随意想象发挥。而就我个人审美来说，我一向认为衣服是为人服务的，人是主衣是次，衣服并没有灵魂，穿衣服是人赋予它一切。可是很多人往往认为，自己一定要穿上一件什么样的衣服才会被人高看一等，我觉得这倒有些不自信了。还有，不论是台上或者台下，都不要去追什么“潮流”、“时尚”。要知道，那都是那些背后操纵者用来骗你兜儿里的钱的--何况，刻意“追”来的，反而是“过时”的！

坚持自己的风格，有自己一贯的鉴赏标准，才是真正的与众不同。

父母那一关终究是得过的。

退学半年以后，当学校屡次寻人不着，诸如通知我参加补考、调换宿舍和决定该生留级等事宜--其实我并非不知道，她们自然早就给我通风报信儿了--可是，除了置之不理，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呢？终于不得不与我父母取得联系之后，我的爸爸妈妈才发现他们着实低估了他们的“乖”女儿--他们根本没想到，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我不仅照常回家，还换上在学校穿的衣服，顺便再信口胡编些学校里发生的故事骗他们，居然就那么瞒了他们半年之久。

1990年9月的一个周末，当我又一如往常那样“装模作样”地例行每个周末至少回家吃一次晚饭的规定时，我从父母脸上的表情中看出了形势的严重性，我预感到--纸大概终于包不住火了！

现在想起来，我爸妈真是一对修养极佳的人，无愧于“知识分子”的称号。他们的女儿干出这等胆大包天的事儿来，他们居然还能压住火儿，先给她做上一顿和平时周末对我的“待遇”相差无几的晚饭，然后耐心地看我咽完。然而，我可是怎么也吃不出滋味儿来了，我一边勉为其难地在饭桌上硬撑着，一边在心里暗暗祈祷苍天保佑但愿他们今天是为了别的事儿，先让我逃过这一关……我甚至想到要是今天一切真能如我所愿的话，那我以后再也不回家了！

在我“逍遥法外”的这半年里，尽管我曾无数次设想过事情“败露”之后面对父母的场景，它就像一枚隐藏的定时炸弹，毕竟让人无法忽略它的存在；也曾无数次下定决心干脆豁出去一吐为快，可是事到临头，我还是慌了手脚，把所有我曾经自以为组织得天衣无缝、堂而皇之的言语和“大义凛然”如刘胡兰的勇气抛到了九霄云外。

饭桌上静得出奇--那一定是因为我的紧张所造成的听觉异常反应，因为我至少应该能听到筷子和勺碰到餐具的声音--可是，记忆里那一刻真的是安静得要了我的小命--我只听见我自己那夸张得不行的心跳声，我觉得那么大的心跳声一定都被他们听见了，而这心跳声不打自招地证实了我所有的“罪行”…… 我怎么也不能让心跳声变得小点儿，我都有点儿后悔了--我那会儿不是挺决然的吗？我不是还挺为此欣赏自己的吗？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确太过分了，我干吗非得把事情搞到这一步呢？我这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我想我的脸大概都要埋到碗里去了……

一顿饭吃得我头发都快愁白了。晚饭后，我连献一下媚，帮我妈擦桌子、刷碗的心情都没了。我一动不动，坐在饭桌前，任凭我爸妈来来回回地收拾好碗筷，把剩菜一一挪到厨房、冰箱，擦完桌子，然后，我听见我爸说了句：过来一下吧，咱们得好好谈谈了。

有时候，我真觉得自己有点傻福气，生在这样一个对教育女儿坚决不讲究动用武力的家庭，若是换上一对动不动就对孩子大打出手的父母，大概我如此的做法在那天早就被打得稀巴烂了--可是，说实话，那天的我倒真希望我那一对修养极好的爸妈干脆痛痛快快给我来上一顿了事，那种忽然把我当成“外人”一般谨慎的询问，那种压抑得就像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可是又死活都不来的气氛，还有他们注视我时的那种含义复杂至极的目光，让我觉得还不如干脆一头撞死算了……最后，我找到了一种方式，那就是“沉默”！我只是在谈话的前半截，在他们向我核实学校反映的情况时点了点头，又嘀嘀咕咕地说了一些“我不想上什么大学，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之类的话，然后就再也不肯开口了。

“谈话”进行了很久--其实那根本算不上是什么谈话，只是他们单方面苦口婆心地说教问询再加上大段的沉默和都快把我的心揪起来了的叹息而已……然后，我忽然发现天色已晚，意识到大概快到该去歌厅上班的时间了，于是，我开始着急起来！我开始想怎么脱身，而这么一想，我忽然发现再沉默下去是绝对不行了--大概因为在“谈话”的过程中，我爸妈已经反复强调了他们的态度，诸如他们绝不会对孩子强加一己之见，我有什么想法至少应该跟他们商量和信任他们，他们愿意当我的朋友之类的话，我也渐渐摸清了其实最让他们耿耿于怀的并不是我的“不告而别”，而是对我这半年来的“现状”一无所知；于是--我终于决定开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