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偷看过我父母当年的通信后，我曾经跟他们开玩笑说他们太不会谈恋爱，太不懂得享受爱情，那些信怎么都写得那么同志和战友似的，一点儿都不甜蜜、不浪漫……可是他们却白头偕老，他们分享人生所有的喜悦，也分担着一切……我想到我身边的所有朋友和我自己，我们“在一起”时看起来都甜蜜和浪漫得不行，可是每一对儿每一次似乎都坚持不了多久，几年就已经算是奇迹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的誓言总是那样经不住风雨，我们的爱情也总是那样不堪一击？

有时候和周围的朋友们聊起这些，大家都淡淡然的，或多或少带着一种自嘲的口气，而且，都总结出了一大堆经验，似乎已经对那些分分合合“习以为常”了。我们见面时总是以“老干葱”、“老干果儿”相互挤对，而且，还讨论出一个看似不错的计划--老了以后建一个“嬉皮村”，大家都住在一起，互相照应，养老送终。有关建立这个村落的“蓝图”我们考虑得相当周全，有时候我们似乎真的被这个纯理想式的计划抚慰了，以为这样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可是，我看得出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那份困惑--我们都一样，其实没有谁不渴望得到一份不朽的情感。

于是，我们不得不产生这样的疑问：究竟是我们赶上了一个易变的时代，还是我们不懂得爱情？

我和夏旸在一起的那几年，我们的生活里有一项特别让我们为之欢欣鼓舞的“大事件”，那就是去参加Party--事实上，我们的情感历程几乎就是那一时期著名的Party的兴衰历程，而这一奇妙巧合则是我在回忆的过程中，为将那些已经逐渐支离破碎的片断一一连接而无意发现的。

特别是1990-1992年，那是Party的鼎盛时期。那些日子里，几乎每个周末的黄昏，我们都在忙着梳洗打扮--这一程序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洗头发：对我而言这一点不必再说，而对夏旸，在那个时候，那一头与众不同的长发则意味着他的抉择，或者说，那证明了他的态度--反正，喜欢疏远常规。在这一点上，我们是相当一致的！另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挑选“范儿服”--我们以彼此眼光为镜，穿了脱、脱了穿，折腾来折腾去，常常不厌其烦地把衣橱里所有衣服都扒拉出来，务求达到我们一向的着装标准：不经意中的经意。其实，换来换去，无非牛仔裤、T恤之类，只不过我们的牛仔裤和常人的区别是它以破了洞的为最好，T恤的颜色也总跑不出那几样，可是心底里我们对自己在那些Party上的出场形象实在太在意了！而一旦在Party上被“同道”中人吹捧上一句“范儿够正的”，肯定是心里得意至极的事情，而嘴上也会毫不谦虚地回上一句：“那当然了！”

去Party的路上，则完全是一个从现实世界走进“梦境”的过程，因为在Party上集合着所有正和我们做着同样梦的“战友”。而我们也打心底里觉得，我们和那些走在大街上的普普通通的人是不一样的。

那时候北京的Party圣地主要有以下几个：一个是Maxim（马克西姆）餐厅，一个是外交人员大酒家，另外还有日坛公园和其他一些地方……在Party开始之前，那些地方的门口总是极其惹眼地聚集着一些和我们的“范儿”相差无几的男孩儿、女孩儿--有一个第一次被朋友带去参加Party的人，到了之后说出的第一句话是：“原来北京大街上不知打哪儿跑出来的那些稀奇古怪的人，他们的’老窝‘在这儿呀！”而所有的人，几乎都是相互认识的。我们就像是一支队伍，以极少数人的“统一”反抗着传统、宣告着青春。这支队伍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那些男孩子大多都是长头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