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这些有几个原因。

首先，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不远的、过去盛行的态度，这些态度会促成一种潜移默化的环境，而这种环境会阻碍我们大部分人前行和对社会做出好的贡献。不幸的是，这些态度有些仍然存在。

其次，我们要看到，普遍的态度不一定会控制我们的行动。这也异常重要。我总是记得我父亲明智的建议：“你有你最大的控制力，也就是你最大的影响力，通过这些你就知道如何控制自己。”他说：“以名人为目标，那样至少你可以视野开阔。”通过专注、远见、精益求精、努力工作和坚持不懈，障碍是可以被克服的。而那扇实现你抱负的窗户一定会在某个时候向你敞开。你要为它开启的瞬间时刻做准备。

最后，作为一个理论物理学家，我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在基本粒子物理学方面专长于原创性研究。在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和欧洲组织的核研究中心的博士后站工作后，我搬到了美国电报电话公司贝尔实验室，开始了理论凝聚态物理研究，特别是对电子和光学特性进行二维或分层系统的研究。

我在贝尔实验室最初的工作重点是层状过渡金属硫状物的电荷密度波。后来，我的任务研究是二维系统中表面激发电子的相互作用，特别是所谓的极化子影响，以及这些相互作用如何对控制光、磁场以及其他刺激物的电流反应。在这些系统里，我预测到，一些拓扑的形成，比如结构会影响系统中电子的流动性，控制热力学行为。这项工作有助于了解如何制定各种半导体系统所需的性能。因为这项工作，我被选到美国物理学会工作，然后到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工作。

从这方面来看，我相信我的天赋，科学家对于世界的好奇心以及世界是如何变化的，引导我去探索相关领域，这些领域都相互补充，每一个都有助于我准备接下来的工作。

我被调到公共政策部门工作，职责是增进政府、贸易和公众等不同人群对科学技术的了解，让政策能够更好地为科学技术服务，同时，也使科技更好地服务于公共领域。

1995年，我被比尔·克林顿总统提名，美国参议院批准，担任美国核管理委员会专员和主席。1995年至1999年我都在那里工作。我的科学背景以及早期新泽西州的公共政策方面的经验，使我在美国核管理委员会主席这个位置上做得很出色，因为，这些经验使我在处理国会、公众、核工业、学术界、国家实验室、国际社会和核管理委员会的雇员之间的不同事务时游刃有余。核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通过批准、规范和维护反应堆产品材料在美国的使用，来保护公众健康和安全、环境、共同的防务和安全。

作为主席，我是核管理委员会主要的执行长官和官方发言人。我拥有处理所有与核管理委员会职能有关的紧急事务的最终权力，包括核管理委员会的执照发放。这包括核电站、研究、测试和试验反应堆、核燃料循环设施（包括铀矿开采、铀浓缩和燃料制造），反应堆在医药、工业、研究、运输、储存及处理高标准和低标准的放射性废物的使用，以及对和平利用核能的出口许可。

在我的任职期间，我发起了一项战略评估并进行机构重组，为核管理委员会出台一套新的规划、预算和执行管理制度。我使其概念化并介绍了风险通报，基于绩效的管理规则（在共同的基础上进行概率风险评估），已通过其监管程序注入。我还引导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开发新的风险通报的法规和标准。风险因素的通报途径，也已纳入其他国家的核管理计划。我与委员会开发和创造了一个新的反应堆的监督程序，办理了首例（2000年3月）美国反应堆经营者许可证延期手续。

1997年，在我担任核管理委员会主席时，我率先组成了国际核管理协会。该协会由最高级的核监管官员组成，这些官员来自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西班牙、瑞典、英国和美国。作为国际核管理协会的第一任主席，我引导了其作为高级别论坛的发展与研究共同的核安全问题，并在核安全问题上为其他国家提供帮助。国际核管理协会现在仍然活跃于国际舞台，现在的成员国还包括韩国，观察国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