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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她浑浑噩噩地上班，谈业务。她接下几个房源，安排了当周晚些时候的看房活动。她给他办公室打电话。如果他在，响铃一声就会接起；他的秘书等到响铃第三声才接。她打了又打，挂了又挂。她不想让秘书接电话，她不想知道他是否离开了办公室。她宁愿相信，他正在开着中央空调的会议室里，西装革履，和同事们围坐一桌，喝着高级拿铁咖啡，评估对方的证据和辩词。高级白领、公司业务，这是他想要的生活。就像汽车储物箱的使命：永存、不朽——一场平凡日常生活的庆典。平平淡淡才是真。

傍晚时分，她又打了他的办公室电话，依旧没听到他的声音。她不知道，就在此时，他刚走进地产公司的大门。她放下电话，抬起头，吃惊地发现他就在面前，手捧鲜花。

“对不起，那天早上，我不该拿汽车出气，弄坏了储物箱。”他说。他把花送给她，他们出门共进晚餐。

附近的意大利餐厅不如市中心的好，但也算不错。幽暗的灯光，既见证过求婚的浪漫时刻，也目睹了离婚的悲伤片段。后排的包厢里铺着酒红色洛可可式地毯，他们坐在里面，吃着面包蘸橄榄酱。窗外，又在飘雪，给冬日的街道罩上了纯净的新霜。

他们已经说好，登山背包要一直放在车上备用。

“五点下班，”她说，“还有鲜花。我以为只有等到我宣布自己得了癌症的那天，才能享受如此待遇。”

他严肃地注视着她，就像这次会面是在狱警监视下进行的，下一分钟，狱警就会将他带走，而她会独自离开，走向停车场，在车里哭泣。他郑重其事的神情，足以面对上帝。她以为他要道歉，为她所付出的一切：无数个夜晚的担忧、失去的良机、婚姻生活的空白。但是，他却笑了，举起酒杯说：“不会复发了。”

“什么不复发了？”

“这两天我都很好，”他说，“不会复发了。”

服务员来了。蒂姆坐起身子向后靠，以便他上菜。通常，菜上桌后，她会把头发捋到耳后，拿起餐具。现在，她却把盘子推到一旁，胳膊放在桌上，探身盯着他。

“已经两次了，蒂姆。”

“你没看见我今天的良好状态。”

“就在昨天早上，我才把你从树林里弄回家。你忘了？”

“我今天一直在办公室，哪儿也没去。”

“你心里明白，我也知道，两次——”

“你不吃饭了？”

她低头看了看盘子，说：“不吃。”

“你不吃饭，咱们来这儿干吗？”

她不想吵架，于是又拿起叉子。他开始吃饭。

“我们能不能做好准备？”她不知如何继续说下去，“如果真的复发了呢？如果？”

他又吃了一口。“那我就买一把枪，”他举起酒杯，边吃边说，“然后给自己一枪。”

他喝了口酒。她把胳膊从桌子上抬起，坐直。他吃起了通心粉。她没听错吧？他竟然说这么离谱的话？她片刻失神。自杀？他的身体里只有他自己的灵魂，其他人都被排斥在外。可是，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不幸！她起身，离开包厢。

在电影里，遇到此种情形，主人公都会在桌上留下现金。可他没带现金，他迅速起身，突然意识到是自己挑起了事端。潜意识里，他希望看到这样的反应，但同时也为此后悔。他放下信用卡，然后出门跟着她。她疾步走在停车场中，周围是兜售东西的小贩们，还有一家便利店。停车场有足球场那么大，停满了车。“珍妮！”他还没出门，就大叫起来，引来窗边顾客注视的目光。

寒风阵阵，从侧面吹来，夹杂着雪粒，呼啸着涌进他的耳朵。“珍妮！”他追上她。她出来的时候没穿大衣，在寒风中双臂交叉护住前胸，抓着肩膀，低着头。就在她想转弯甩掉他的时候，他抓住了她。她甩开，他又追上她说，“求求你了，珍妮。”她回过身来，挥拳打他。拳头落在锁骨下方，他往回缩了缩。“你这个愚蠢的浑蛋！”她紧咬牙关，狠狠地骂着。愤怒的眼泪夺眶而出，亦如顽固的铁钉从砖墙中蹦出。“你说的是什么混账话？”不知为何，话一出口，变成了问句，他没有回答。两人无言相对，陷入深思。他们中间仅有的空间、车与车之间仅有的空隙，都被呼出的愤怒的白雾所填满。她张开双手，将他推开，他向后退了几步，抓住她的手腕。她再一次挣脱开。

“我是口不择言。”他说。

“我们付出了这么多努力，你居然说那些话。”

“我再也不那么说了。”他说。

“要我怎么相信你？”

有人刚买完东西，推着购物车经过。他张开双臂，将她抱紧，但她还是用双手护着胸口。

“我再也不那么说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