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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她开车到市里的布朗克斯，找到一家临街店面，红色的遮篷上写着“非洲发廊”的广告。她把车停在路边，下车。一辆铲雪车从身边经过，街上空旷无人。小区里残旧的砖墙，凋敝不堪。风一吹，垃圾都被吹了起来。用来围起空地的锁链篱笆蜷缩在角落里，好像被撬开的沙丁鱼罐头。

她拿出记录店名和地址的纸条，核对了一下。店铺的前窗上贴满了已经泛黄的发型杂志剪报，还装了一串红色的圣诞节灯。店门上也贴了同样的剪报招贴画，挡住了她的视线。店里有两位黑人发型师，其中一位是白化病患者，皮肤上有粉色的色素点。有两个身穿蓝色的大厚围裙的人，在给顾客做头发。当她进门时，他们停下手中的活儿，看着她。到处都是线绳，还有摩丝瓶和落满灰尘的假花，墙上装满了镜子。她一眼就看到了他，他正在墙边的一张折叠椅上睡觉。

一阵风吹进来，门开了。

“使劲点，把门关上。”那位患白化病的发型师说。

珍妮照做了。当她再次转身面对他们的时候，努力地挤出了一个笑容，感觉到自己闯入了别人的生活，也感觉到她的意外出现给别人带来的紧张局面。“那是我丈夫。”她说，指了指后面的人。

他们开车回家，一路无言。当他们开出城区时，他说：“那两位发型师不错。我提出给他们四十美元的报酬，他们没要。”

“他们为什么会同意你在店里睡觉？”

“我说我有心绞痛。我说如果他们让我在店里的椅子上坐下休息会儿，我会付钱给他们，但他们不要。”

“可他们还是让你进去休息了。”

“你以为全世界的人都充满敌意，”他说，“但是他们却给我椅子让我休息，还打电话帮我通知你。”

“你不能指望每次都遇上这样的好人。”她说。

他们把车开进车库，熄灭发动机，谁也没动。她想，在这次非洲发廊事件后，他该清醒了吧。但是他没有说话，她意识到他不想谈论此事。灯光熄灭，他们在黑暗中坐着，就像一对闹别扭的年轻情侣，不知该如何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情感，也不知该去何处解决争端，只能待在车里。

“看到黑人白化病患者，你有什么感想？”他问。

“伤心。”她说。

他看着挡风玻璃，说：“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