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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放着咖啡和裹了糖粉的面包圈。要不是因为不想打断工作思路，他也许会吃点更实在的东西。每天晚上，他都加班工作——就像黑醋里的一团油球，四周一片漆黑，只有他闪着微光。为了节省能源开支，泰勒公司安装了吸顶灯声控装置。早上六点到晚上十点，灯一直亮着；晚十点以后，声控装置开启。大多数日子里，晚十点以后他仍在加班；加班的时候，他认真投入，偶尔翻动书页或点一下鼠标——这些微小的动作都不足以刺激灯光感应装置，所以办公室的灯总是熄灭。他每次抬头，总有瞬间惊醒的感觉，不只是被漆黑的办公室吓到，还有回归真实感官世界的震撼。自我意识觉醒，除了思考，还有肉体和灵魂。他必须站起身，向四周招手、上蹿下跳、走来走去，开门关门，有时候三法并用，才能将灯点亮。他觉得这种“野蛮”的科技有点好笑。

这就是幸福。

二十五年前，他决定去学法律。这是既有趣又有职业前途的学科。他考进哈佛大学，很快学会了如何啃大部头的民事诉讼书籍和宪法书籍。他暑假在泰勒实习；毕业后被泰勒录取。起初，他在二级法院担任法官的书记官。一年后，他和珍妮结婚。他在泰勒努力工作。起初主要负责枯燥无聊的文档材料工作，几年后，机会来了。他开始出庭作证。在法庭上，他异常冷静，不管是处理民事还是刑事官司，他都拥有过人的技巧。领导很赏识他，在工作的第七个年头，他获得了合伙人的资格。他在最好的餐馆用餐，喝最好的酒。

可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休斯敦、西雅图、匹兹堡、奥兰多、查尔斯顿、曼哈顿的审判。审判，才是最重要的。委托诉讼人、案件、法庭。他接了几桩无偿服务的案件。他的办公室在繁华热闹的市中心，窗外就是中央公园，视野极好。他喜欢公司里的同事。薪水也很丰厚。他沉迷于事业的成功，为其倾注了全部心血。没人质疑他的能力和职位。

天亮了，他在为上庭做准备。案子的当事人名叫霍布斯，他被指控故意杀害妻子并弃尸于史坦顿岛上一座已停用的垃圾填埋场。对霍布斯的指控细节充分，但缺乏有效证据。证物中一张沾满鲜血的床单上没有发现除他和妻子外的第三个人的DNA；他自己的不在场证据——谋杀案发生时他被堵在路上，显得苍白而单薄；妻子死后他可以获得一大笔保险金。地区检察官基于表面证据，提起对他的指控。大陪审团的证词充满疑点。蒂姆和他的团队认为，尽管霍布斯的婚姻不美满，但他没有谋杀妻子。霍布斯的经纪公司是泰勒律师事务所的大客户，他们也不想因为错判的冤案毁了生意上的关系。

他边吃面包圈，边用餐巾纸接住糖粉，想起自己曾经很注意饮食，不是为了减肥，也不像他女儿那样每天和“南滩减肥法”[　South Beach Diet，由迈阿密心脏科医师艾格次顿提出，其实是一种饮食控制，通过让人彻底改变饮食习惯，达到减肥的目的，这种减肥法是从美国的南部海滩逐渐流行起来，故称“南滩减肥法”。

]斗争，而是为身体健康着想——因为巴达塞里安认为他的状况跟饮食有关。巴达塞里安让他戒掉咖啡因、糖和尼古丁，然后去看自然理疗家。他照做了。因为他多次做核磁共振扫描，未发现任何异常；他看了三位心理医生；瑞士的专家也对他的病情束手无策；他在切尔西看了一位拿着金管子和神奇树根的特立尼达土著，连续七天被灌肠，吃草与胡萝卜混合奶昔。珍妮开车带他去自然理疗家那里，在满是原始木雕和鲜艳的热带艺术品的起居室等候，然后他们开车走高速公路回家。起初的几天，他们都抱有无声的期望。然后，他又从家里出走了。六小时后，珍妮在一间星巴克的后门找到了他。果酱和橘子汁也不见效，他的肠子像十岁的孩子一样健康。

他的办公室安静肃穆，令人愉悦。初冬的阳光洒在他身后的窗上。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他静静地坐着。每过一分钟，他的焦虑就增加一倍，担心下一秒他就会出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无法享受这美妙的温暖、舒适的座椅，以及法律工作的严肃和严谨性。他甚至开始相信奈特沃说的是对的，仅是焦虑就可以导致发病。当然，奈特沃也是建议让南加州雅虎修改他生日的蠢人。那些是暗淡、绝望的日子。他再也不会回到那个巨大的泡沫里面去。

环境心理学家戴维斯倡导去沙漠化，指责城市空气、手机辐射和地下水污染，给他列了一张正反两面的毒素单。

早上十点，他起身下楼到皮特的办公室去。起立有些困难。他的双腿又像八十岁老人一样沉重。开始的几步，他四肢僵硬，小心翼翼。慢慢地，他恢复到惯常姿势，关节有些不适。他一瘸一拐地下楼。

“有人吗？”他在皮特门外说道。

“嘿，嘿。”皮特说。

他进门，坐下。皮特是负责霍布斯案件的高级合伙人。蒂姆并不觉得他有什么了不起。

“皮特，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可能有时在有时不在，不确定。”

皮特表达了适度的“不关心”，当公司的合伙人因为私人事务而做出某种决定时，他们通常不追根问底。他面无表情，表示完全理解。他甚至没坐起身，“好的，蒂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