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沿着小区的上坡行驶，车灯照亮了地上堆积多日的雪块，它们被烟尘熏得黑糊糊、脏兮兮的。黑色的雪堆闪着寒光，马路上融雪剂的盐渍花白如骨。

“我一定是疯了。”他说。

“疯了？”

“我是唯一一个有此怪病的人。没有其他人了。太疯狂了。”

“你没疯，”她说，“你只是病了。”

“嗯，脑子有毛病了。”

作为一名出色的律师和一个逻辑严密的人，他坚信惯例法和先例。但是，自己所遭受的痛苦既不存在于任何先例记载中，也不符合内科医生和临床研究者所公认的疾病特点：毒素、病原体、遗传性疾病。找不到任何生理原因。没有证据、没有先例——专家们也无法给出合理的说法。这只能证明，是精神疾病。

“我希望你能跟巴达塞里安医生联系一下。”她说。

他没有回答，他们在沉默中到了家门口。车库门打开，车慢慢驶入。她把车停好，打开车门。下车前，她转身看着他。他盯着挡风玻璃，望向窗外，泪水从脸庞滑落，掉在胡楂上。

“哦，亲爱的。”她说。

她转身，把手放在他胸前。她能感觉到他断续的呼吸，在吸气的时候，他抗拒抽泣，就像一个小男孩与瞌睡作斗争，胳膊扭不过大腿。他不喜欢哭，也很少哭，她也不由得哭了出来，好像自己还是个小女孩，表达同情心如同呼吸一样自然。

当晚，他们睡觉的时候，她提了个建议。她会根据天气情况穿衣，在他出走的时候跟着他，在他睡觉的时候看护他。为此，她必须辞职。如果他随时有可能走出家门，迷失在城市的某个角落，受冷、受惊，她又怎么能够安心工作？

“我知道你不想再戴手铐了，”她说，“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我辞职。”

“我不想让你辞职。”他说。

上次复发的时候，他要求戴上手铐，而她只有辞职才能在家照顾他。结果，不知为何，他的症状消失了！她得到了解脱。她回想起那些残忍的日子，他被锁在卧室，就像坐牢。有一两次，她在送贝卡去上小提琴课的时候，已经喝了很多酒。她付出得太多了，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病也成了她的病。直到她出门工作，她才又找回自我。

“咱们家不需要我的那点儿工资糊口。”她说。

“但是你喜欢工作，这几年来你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生活。”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可你和贝卡就是我生活的全部。”

黑暗中，他又沉默了。惨白暗淡的月光透过窗户，照进卧室，他们的呼吸清晰可闻。他躺在被子上，她缩在被子里。“为什么我还是不太相信你的话呢？”

“因为对于你来说，工作就是你的全部生活。”

“这就是你的想法？”

又是一阵沉默。“听我说，”她说，“你需要人照顾，你出走的路程越来越远。”

她并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他多想同意她的建议。他很害怕，他想被人保护。

“你要为此付出太多太多，”他说，“我不想像上次那样，我康复后回到公司，你却抑郁了。”

“我没有抑郁，只是重新找回自我有些困难。”

“你要付出的太多了。”他又说。

然后，她沉默了，因为她得到了解脱。

麦克·克洛尼斯来到蒂姆办公室门口。即便从远处，也能看出他高大魁梧的身材。在他身边，就像在一只突然起身直立的熊旁边。他的身形，是美国人吃玉米的奇迹。不管在走廊还是会议室，他都能呼风唤雨。而且，他还有欺负律师助理们的坏名声。

克洛尼斯是负责管理诉讼部门的合伙人，他当选此职务已经五年。他负责为其他合伙人分配新业务，制定部门发展决策，召开高层会议和诉讼委员会会议。他还是公司内部的“主管”。泰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相互间不存在高低等级，但是，作为管理合伙人，他有义务管理一些关乎公司大局的事，“在吗？”他敲门。

“嘿，嘿。”蒂姆说。

克洛尼斯进门，坐在他对面。随后，飘来一阵剃须水的味道，掩盖了所有痕迹和瑕疵。“我就直说了，霍布斯打过电话，他很不高兴。”

“他给你打电话？”

“你昨天失约，没跟他会面。”

“没有，没有，我跟皮特请过假，皮特应该见过他了。皮特去哪儿了？”

“告诉我，蒂姆。”

“什么？”

“谁是负责这个案子的合伙人？是皮特吗？”

“麦克，到底是谁负责这个案子？如果我说让皮特去谈……”

“你的案子，你的。但是，当我接到电话——我——客户的电话。”

“如果是我负责的话，我可以亲自去见他，也可以让皮特去见他。”

克洛尼斯迅速揉了揉鼻子，将手放在腿上。他重新坐回椅子。片刻沉默。

在公司里，克洛尼斯最出名的传奇是曾经为一天计费二十七小时。这是只有叠加时区才可能发生的事。克洛尼斯连续工作二十四小时，然后坐飞机去旧金山，继续按照美国西海岸的时间工作。在填写当周的工作时间时，他顺理成章地将加班时间算上，尽管完全违背自然常理。蒂姆很想纵身跳过桌子，吃掉他那颗幸运、健康的心。“那倒霉的人需要一个保姆。”他说，打破沉默。

“那倒霉的人需要被判无罪释放。”克洛尼斯说。

“这就是我没去见他的原因。为什么我一直努力工作？那种见面根本就是浪费时间。麦克，我很尊重你，但你还是别管了，我能应付自己的客户。”

“你知道他对公司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还需要你提醒吗？”

“也就是说，你没去见他，而是一直专注于研究这案子？”

“别管了，麦克。”

两人沉默，相视片刻。然后克洛尼斯转移视线，看到墙角放的背包，“那是干吗？”

“什么？”

克洛尼斯用下巴示意：“那个背包。”

“没什么，就是个背包。”

“我是不是见过你背着它在走廊里溜达？”

那一瞬间，他几欲将自己的情形和盘托出。给麦克看《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的文章，跟他讲自己如何跟“懒惰”这一误解作斗争。最后，再告诉他，医生们也说不清楚，这到底是生理问题，还是精神疾病。我完全诚实，麦克也会给予从未表现出的同情心，因为大家都是随时会生病会死去的凡人。“好吧，好吧，”他说，“我跟你说，”他顿了顿，“我们有个坏消息。”

“什么叫‘我们’？”

他深吸了口气，说：“珍妮的癌症复发了。”

克洛尼斯的态度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上半身前倾，两手拱起，好像在祈祷，眼睛直盯着蒂姆。然后，他适时地表现出满面忧伤，紧皱眉头。“真糟糕。”他说。

“嗯。”

“确实是坏消息。”

他们再次沉默，表示敬意。

“公司能做些什么？”

这正是他想听到的。他又沉默了一会儿，说：“就让我处理好自己的案子。”

克洛尼斯摊开双手，“你的案子。”他说。

很快，他走了。蒂姆意识到，就算珍妮癌症复发，也不能解释自己为何要背着背包在公司出入。像克洛尼斯这样有精明律师头脑的人，应该能够看出这一点。也许这会儿，他早已看穿。他编造的故事结构松散。之前，克洛尼斯只听到了“癌症”一词，忽略了其他内容。这就是那些“被世人熟知”的致命疾病的令人羡慕的、不幸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