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之瑜 （1600年—1682年），字鲁屿，号舜水，浙江余姚人。中国明清之际的学者和教育家。出生于浙江余姚一个官僚士大夫家庭，8岁丧父后，家道衰落。初在同乡李契玄门下接受启蒙教育，后寄籍松江，从学于朱永佑、张肯堂等人，读《礼》三十一载，潜心于古学。崇祯十一年（1638年），以文武全才第一名为“恩贡生”。鉴于明王朝社会政治黑暗，他不愿外出做官。朝廷曾在8年间12次征用，他都力辞不就。弘光元年（1645年），南明福王授他为东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兼兵部职方司郎中，因他也屡辞不就，朝廷下令擒拿治办，他匆忙之中与家人不辞而别。当他的挚友、恩师王翊、朱永佑、张肯堂等人，在抗清战争中先后捐躯，清大举南下，明亡几成定局时，他出于对清军大规模屠杀政策的义愤，毅然应鲁王朱以海之召，协助郑成功等进行反清复明的北伐战争。永历十三年（1659年），北伐军先后克瓜洲、镇江等20余县，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年近六十的朱之瑜遂东渡日本。
朱之瑜定居日本后，靠朋友资助得以度日。由于他良好的道德素质和渊博的学术知识，很快在日本赢得了名望。1664年，日本国宰相、水户侯德川光国派儒臣小宅生顺到长崎聘他为国师。翌年6月，在长崎镇幽岛田守政亲自护送下，抵达江户（今东京），开始公开讲学的生涯。后德川光国执政水户藩，又迎他到水户（今茨城）讲学。“水户学者大兴，虽老是白须白发，亦扶杖听讲。”除公开讲学外，他还招收了不少及门弟子，德川光国也对他亲执弟子礼，非常崇敬。朱之瑜虽老而疾，手不释卷，讲评孜孜，诲人不倦。公元1682年，朱之瑜病逝于江户，终年83岁。德川光国亲率弟子和属僚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朱之瑜没有像清初其他思想家那样认真著书立说，他在国内的著作也大多散佚。客死日本后，日本学者收集和整理了他的书札、信函、讲学记录，先后有源伯刚辑 《舜水先生文集》、稻叶岩辑 《朱舜水全集》、安积觉辑《舜水朱氏谈绮》等传世。
教育思想
一、教育的目的
朱之瑜认为，明末的科举以无用的八股文取士，只能培养一帮沽名钓誉、廉耻道丧的假文人，不仅无益，反使学风、政风败坏无余。他继承了南宋事功学派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的人才观，提出教育要培养能康济艰难、经邦弘化的“大儒”。这种人才既要精通古今、博学宏辞，又要孝悌力田、贤良方正，并具有事功之能，为经世致用服务，使己“有一分好处，则民受之一惠，而朝廷享其功”。鉴于抗清战争中的亲身感受，他对文武全才的培养给予了注意，认为“文武之道，无所分也”，“非文无以符合，非武无以威敌”，他要求文者要关心武事而能建军功，武将也要读书。
二、教育的内容
朱之瑜在教育实践中，是以书本为中心的，他没有设计出一套培养“大儒”的课程体系，他主张的课程内容主要是经史。他注重经文，反对拘泥于后人的注释，认为“看书贵得其大意，大意既得，传注皆为狗签蹄，岂得泥定某人作何解，某人作何议也？”但他也有他偏失之处，即固执于学以成德的偏见，过于强调文以载道的功用，缺乏对学术、知识本身的兴趣；又过分推崇复古主义，他认为作文须“以先秦两汉为宗，佐之以《左》、《国》、子、史，而润色之以古文。”
道德教育是朱之瑜教育思想的核心。他说：“‘读书励行’ 四字，尽为学之事矣。”“夫学者，所以学为人尔。子臣弟友，皆为学之地；忠孝谨信，皆为学之方；出入定省，皆为学之时；诗书执礼，皆为学之具。”意思是说：治学说到底还是归结为为人。我们身边的人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忠义、孝道、恭谨、诚信都是我们学习的标准；时时刻刻都有我们学习的时间；古典经籍、执事礼仪都是我们学习的内容。所以“为学、修身合二为一”，其目的都在于修身、正行、励世、善俗，培养善人、信人、君子乃至圣人，为维护封建主义的统治服务。他对孟子的性善论做了具有自然人性倾向的修正，认为人生来都有“赤子之心”，“浑然天真，绝无一毫私伪”，只是后来“世俗之引诱也多故”，才形成一些不良的习气，所以性非恶，恶是 “尽为外物所铄”的结果。如果人能够读书明理，就不会丧失其“赤子之心”，相反在孩提啼笑、爱亲爱兄的天然醇正的情感基础上加以存养、扩充的功夫，人就能成为善人、信人、君子乃至圣人。
他重视历史知识的学习。他认为，“研经不许究史”。还说，“经简而史明，经深而史实，经远而史近”。他曾向学生介绍《左传》、《国语》、《史记》、《前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史书的不朽价值，如说《左传》“用以启迪后世，最为近而有益”；“一部《通鉴》明透，立身制行，当官处世。自然出人头地”。他主张，中年治学或事务繁忙者应直接由史书开始读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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