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家妻妾更不是省油的灯；女儿每人每月发零用钱5银元，儿子每人2银元。

康有为不断与外界联系，时常“通电”对国事表态，电报费每年达上千银元。加上婚丧喜庆应酬费等等，总开支平均每月2000银元左右。这年1月，梁启超日常开支捉襟见肘。康有为慷慨解囊，主动写信询问。梁说：每年需要费用3000银元。康有为立即拨付，给梁启超本人3000银元、给他澳门家属1000银元、给梁兄弟学费每年1000银元，共计5000银元。

昔日的政治野心正在减弱，显然商人康有为有更多紧要的事情必需考虑。

新梦接踵扑灭旧梦，绝无喘息的余地。此时，毛泽东忙于构想明天，忙于用自己的方式憧憬中国。中国政治蓝图的规划，只是他想象未来的一个小小环节。他正在尝试着，洞悉那些纸面上见不到的世故人情。

1911年1月，长沙“抢米风潮”才结束不久。若干年后，斯诺来到“西北红区”采访，毛泽东与其谈起革命历程时说：“抢米风潮”影响了我的一生。

长沙“抢米风潮”

1910年，湘西雨水倾盆，田禾淹没，颗粒无收。大批灾民涌入省城，米价一日数涨。城内米商，“觑得厚利者，囤积居奇”，仅乡绅叶德辉一家存谷一万多石。外国商人也携巨金来湘炒米，“坐收分购，络绎于途”。

商人们唯利是图，贪婪成性。迫于饥饿的民众只能铤而走险，最终酿成“抢米”惨剧。待到这年1月，风潮平静，可灾难中饿死者、因抢米被官府收押致死者众。

这起事件中，长沙米商的恶劣表现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忆就此留存。新中国成立后，新政权开展三反五反、公私合营，连卖火柴针线的小卖部、夫妻店也必须纳入合营范畴。不知往前追溯四十年，后人的行为是否可从“抢米风潮”中见出端倪。

心态在沉默中潜移默化。其实，并非每位商人都是大奸大恶。这年1月的长沙，有人未因绝望而放弃明天，仍在坚持为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寻找新的出路。

从1910年起，湘瓷逐渐赢得全国声誉：釉下五彩瓷器在“武汉劝业奖进会”和南京“南洋劝业会”上接连夺金。一切都是熊希龄的功劳--这位立志做湖南张謇，寄望于实业救国救民的商人创办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和瓷业公司，修造窑场，进行机械制瓷。

熊希龄少年时代就闻名三湘。据说，他闻一知十，禀赋出众，被誉为“神童”。15岁中秀才，22岁中举人，25岁中进士。1898年，熊希龄参与变法，恰生病离京，躲过政府剿杀，与仕途暂时性绝缘，转向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