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煜全还建议腾讯利用庞大的用户行为信息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如何构建一个有信用的网络社会：“我最近都在研究社会网络，我觉得全世界的研究都不够领先，中国有可能在这上面有巨大的突破。我们可能在网络社会上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所以我在研究网络社会的信用问题：如何在网络社会上迅速实现信用，就像游戏一样。开放的、可衡量的信用体系，可以使得这个社会有稳定的结构，而不是只在微博上骂人，同时还可以实现自己的商业价值。这是一个功莫大焉的东西，相当于阿里巴巴在商品市场里面实现了信用，形成它的繁荣。过去10年里，全世界在社会网络研究上有一个巨大的突破，因为人类第一次拥有大量的网上行为，使我们可以对人的所有的行为进行跟踪和分析，而且是可以就海量用户的行为进行分析。我们对人的理解由此深了一步，以前很多东西都是感性的都是分析出来的，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实践做基础，但是现在有实践数据，这才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我觉得竞争力不会永远只是搭一个或者叫推特或者叫Facebook的基础平台，一定要往上走。”

而吴晓波建议腾讯和业界在互联网公司治理等前沿性问题上有所思考：“首先，互联网行业公司的拐点到底是什么？互联网行业人群的焦虑感比传统行业大很多，我参加过很多行业的战略研讨会，从来没有一个行业像互联网行业这样，5个小时就可能被其他竞争对手干掉。对于传统行业，格鲁夫对其拐点的判断是，第一是单位利润率下降，第二是行业出现比较大的并购事件，第三是技术发展停滞，就认为行业的拐点到了。但这个定义在现在的互联网行业不适用。在现在这样一个互联网世界，到底该如何定义行业的拐点？现在大家恐惧的是社交网络会不会对搜索的优势造成彻底的革命性的摧毁，我认为这是没有答案的，但却需要互联网界的人作一个足够深入的研究，对这个行业的拐点下一个定义。其次是大公司模式的问题。从全球看，这些年有几家公司的发展是很让人担心的，像雅虎、MySpace，可能两三年前它有很高的市值，但是基业长青很难，三五年就不行了。这不仅是互联网行业的问题，可能关系到全球化背景下大公司模式未来的成长机制和成长模型，这个也没有答案，很值得研究。”

除了慈善之外，企业该如何塑造自己的社会角色？

若问起公众对于腾讯的印象，除了是“大公司”之外，恐怕就是“山寨”以及和360之间的纠纷最受关注了。这与马化腾的性格有关，腾讯一直崇尚埋头做事，很少主动和外界沟通自己对各种业界问题的思考，也很少去引导社会思考新问题、新趋势。这种隔阂让它在公众心中面目模糊。

再看看全球新经济时代的王者谷歌，它主动而成功地为自己营造了第二角色：大多数人想起它时除了想到搜索，还会记得另一串信息-“不作恶”的信条，可以带宠物进出的办公室，20%的创新时间，拥有顶极大厨的美味食堂……这些在人们脑中构建了“这是一家崇尚创新、思想自由的公司”的正面印象。更重要的是，人们会记得谷歌的翻译、谷歌的流行病趋势、谷歌的基因计划和在清洁能源方面的大力投资，这些让谷歌扮演了一个有社会责任的角色。

腾讯并非没有承担责任。2007年，腾讯设立公益慈善基金会，这是互联网行业第一个由企业设立的公益基金会。原始基金为2000万元，由腾讯公司捐赠。之后，腾讯公司每年会将利润的一定比例捐赠给该基金会。基金会依托腾讯平台向社会募捐，以扶持青少年教育事业为主，同时开展扶贫济困、助学兴教等各种社会公益慈善活动。截至2010年年初，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成立近3年来，共累计捐赠1。22亿元。